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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科舉制與現代公務員制度之異同——宏觀的維度

劉 燁

2013年04月15日10:25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新聞研究網    手機看新聞

關鍵詞:科舉制、公務員制度、考試、制度化、“學而優則仕”

內容摘要:本文在對我國隋唐興起的科舉制和現代公務員制度簡單介紹的基礎上,通過不同角度的對比力圖將它們的區別展現出來,尤其在科舉制對現代公務員制度的歷史影響和現實意義方面著力分析。本文的宗旨是試圖尋找一種模式,解決現實中存在的一些困境,使傳統的科舉制再現其光芒, 同時証明簡單的嫁接則是一種空想。

一 引言與介紹

人世間,不會有十全十美的制度,不管過去還是未來的,現實的情況是:在行政管理方面,西方的制度體系佔據了主導地位,進行著一種管理精神上的壟斷。我們的問題是:中國是否能建立一種現代科舉制度,把官員的選拔范圍擴大,使得所有中國人,不分黨派,不分民族、不分性別、不分信仰……,都有真正平等的機會進入國家管理層,換句話說,也就是一種中國式的民主形式,打破西方的精神壟斷,為人類開辟一條新的發展道路。答案是未知的,但我們可以從科舉制的歷史中獲得一些有益的東西。

從漢代的察舉,辟除到魏晉的九品中正制,其選人范圍與標准都是相當狹隘的。滿足不了統治階級的需要,人才的能力受到廣泛的質疑,直到隋朝,科舉制使管理機關的面貌煥然一新,明經、進士兩科的考試為朝廷招攬了大批人才。唐朝以后,科舉制更加完善,考試程序簡化,選拔標准客觀真實、人才有的放矢等優點一目了然,尤其是清朝的科舉制度已與任官制度緊密相連,形成一套有效的行政管理體系,達到它的發展巔峰。雖然科舉制發展過程中也出現過舞弊,捐官等不良現象,八股取士的制度也被廣泛批評,但它依然有著上千年的生命力,顯然優於它之前的一系列選官方式。根本上說,它表現了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極大的親和力,高度適應了中國封建社會成熟以后不斷強化中央集權的需要。<1>筆者認為,科舉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它所存在社會的其它政治制度,是中華文明的又一個閃光點。

回顧現代公務員制度,僅僅發展了二百年的時間,現在基本處於成熟期。我們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國的科舉制度對公務員制度的形成有著不可勿視的誘發作用,它是其直接推動力。1969年,葡萄牙傳教士克魯茲在《中國游記》一書中首次對中國的科舉選官制度表示贊嘆﹔另一位傳教士德萬多薩在《偉大的中國》一書中詳細介紹了中國科舉制的考試方法與內容,據不完全統計,在1570—1870年間,用英文介紹中國官員制度的書籍就達70多種。〈2〉目前,西方學術界公認:現代西方文官制度源於中國的科舉制,曾任美國聯邦人事總署署長的艾倫· 坎貝爾教授甚至說:“西方所有的政治學教科書中,當涉及文官制度時,都把它的創始都歸於中國。〈3〉不少美國學者也表示,中國的科舉制讓美國人看到“政黨分肥制”的丑陋與弊端。

綜上,我們已從上面的介紹中看到西方文官制度是中國科舉制的變體,二者同宗同源。下面就開始從不同角度來觀察二者的異同,來更好地理解它們的精髓。

二、中國的科舉制與西方公務員制度的比較研究

1、技術的層面

對於任何一種制度,技術都是它存在的基礎,首先從支持它們的物質手段談起。對於科舉制,無論是鄉試,會試、殿試都有專門負責組織考試的機關﹔考題也都出自事先成立的機密小組﹔監考時更是出派大批人力物力,除了用木板將考生隔開,還採用了彌封(糊名)、譽錄、軍人監視、考場封鎖等控制手段﹔考試結束后,試卷統一由“學政”評判,殿試則由皇帝親閱,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考試的公正性。從這個角度說,在當時的科技水平發展下,科舉制的技術支持已相當完備,現代考試中的一些注意事項都已基本含概。今天,現代公務員考試繼承了它的一些特點,而且動用了一些現代技術,如監視器、基瀆卡以及電腦閱讀系統,另外在題目的設置上也漸趨合理。

其次,對於科舉制與公務員制度,專門的學校都是與其相輔而行的。本質上說,科舉制下的學校目的首先在於保持貴冑對庶人的某種區別,次在為思想訓練和學科重點提供一般示范的途徑。從宋代的太學,到明清的國子監,都意在“學校儲材以待科舉”,后來甚至規定非國子監生和府州縣學生不能應科舉。換句話說,學校變成了科舉的必經階級,變成了官僚養成所,失去了原來存在的價值。比較而言,現代公務員制度下的學校,尤其是西方已相當成熟,如法國的國家行政學院,其專業化程度,教育水平都發展到一個較高階級,這些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既具有行政管理方面的專業素質,又具有普適性的全面素質,符合了行政機關的需要,它與科舉制的共同點是在於學校的對口性很強,完全出於統治層的需要,而且這種學校設置有足夠的社會支持面,成為一種有效“入仕”的途徑。更重要的是,它們增強了國家管理的整體水平和決策的水平。我們還應該著力說明的是科舉制學校的最大特點不只是著眼於從學校選出了多少官吏,而更強調吸引了多少人踏上了讀書求官之路。以唐朝為例,每年進士不過幾十人,但何止成千上萬的學童,從接受啟蒙開始,就受到“書中自有黃金屋”之類的教育,他們自然是政權的衷心擁護者。〈4〉如今,我們行政管理方面的學校也是方興未艾,我們不得不承認,從這些學校走出的學生有其優勢性的一面。

2、制度化的層面

(1)科層化的維度

這是韋伯的管理思想的精髓,也是我國科舉制官僚體系與現代公務員制度的共同特征。對於中國古代管理系統,科層化是一種統治制度,官員入仕之后,便處在了一個特定的位置上,被分成三六九等,隨著他們的表現可以向上層遷移。這種金字塔是較穩定的,同時保持了整個官員系統的連續性。但它的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官員為了權力的擴大,不擇手段,隻對上負責,而決策是否理性化,人民的反應如何對於官員不是十分重要。再加上當時的考核制度隻留於形式,這種科層制最終隻能成為腐敗的溫床和低效率的基礎。隨著文明的發展,現代公務員制度的科層化設計在權力約束,淘汰機制,承諾與分工體系等方面日臻完善,各級公務員各負其責,尤其在日常事務方面依然保持了其傳統優勢。同時,科層制與新興的事業部制的有效結合,集中發揮了各自的優勢,彌補了科層制決策的效應,信息傳輸方面的不足,在這個意義上說,改良的科層制是先進的。

(2)官員分工體系的維度。

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官員分工體系的安排都是有意設計的,只是過去是“正官”與“力筆之吏”,現在是政務官與事務官。科舉制下,正官往往都是考試出身,他們被皇帝派往各地任職,並且往往隻有他們才有升遷的機會。各衙門的辦事員,也就是現代意義上的文官都是由一些不規范的途徑產生:有的是正官“自辟僚屬”,有的是通過關系推薦產生,有的是科場淘汰之人,明朝時“生員入學十年,學無所成者及有大過者,俱送部充吏。”〈5〉就是真實的寫照。他們往往終身從吏,無法升遷。

現代的公務員制度在這方面恰恰相反,它考任的對象都是事務官,政務官往往是選舉產生,這就彌補了科舉制的兩大不足:一是事務官管理水平與效率低下,二是政務官們不需對民眾負責,往往目空一切,缺乏了必要的權力約束。由此可見,兩種制度雖都具有選官的功能但考任對象卻是有明顯區別的。另外,還有一點必須提出,盡管現代文官制度對政務員與事務官的劃分更是合理性,但事務官的常任“危機”仍然不好處理,一旦它們蠅營狗苟,互相勾結,也會像過去時代的“衙蠹”一樣,損害到管理機制的健康,造成不可忽視的負擔。

(3)文職化與合法化的維度

回顧歷史,在印度的莫臥兒帝國以及中國的西漢盛唐時期都存在著一種“軍而優則仕”的管理體制,軍人依靠戰功控制著中央或地方的行政管理機構,但他們往往缺乏辦事能力,有勇無謀,尤其是規則的意識缺乏,不利於國家管理職能的履行,而科舉制的出現則改變了這一局面,他將文武取士分別對待,尤其強調官僚體系的文職化色彩。這是一項創舉,不僅消彌了軍事力量對日常行政工作的影響,而且更廣泛,更有針對性地招攬了人才,滿足了統治階級的需要。

現代公務員制度很好地借鑒了科舉制的這個特點,並很好發展了它,尤其是它的合法化是科舉制無法比擬的。西方國家都有自己的公務員法,詳細規定了公務員的各項權利與義務,使公務員的各項工作都能代表國家,不受其它力量的干擾。總之,無論是文職化與合法化,它們的目的都是盡可能地使公務員的機構成為一支獨立的力量,使其工作具有穩定性與連續性,可謂異曲同工之妙。

3、文化與哲學的層面

著名學者秦暉先生曾在文章中說過:科學制的哲學基礎是強調“大共同體”(君國本位)的傳統理念,而西方文官制的基礎是強調個人本位,二者都是排斥小共同體本位的。筆者是認同這種論斷的,並且想再從文化方面加以補充。中國人的文化是相信權威的,科舉的本質就是打著君國主義的旗幟來籠絡人才的,並且科舉制的運行過程中是過分強調統一的:一份試題,一種指導思想——儒學,一種共同的命運——學而優則仕。我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經提到,科舉制是封建社會一種非常實用的整合工作,它是強有力的全民動員手段,激勵大眾的學習熱情、工作熱情,可以整合社會規范,統一意識形態。有人說,科舉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這並不過份,因為它所贏得的社會效應的確超出了其選拔官員的初衷。相比之下,如今的西方公務員制度也是意在使每一個工作者的個性融合起來,因為國家行政機構的管理活動不能像跳迪斯科這樣張揚個性,要有條不紊,要保持相對的穩定。換句話說,雖然現代公務員制度與科舉制的哲學基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落腳點是相似的——追求一種統一(西方即使是形式上的)。

三、新式科舉制在中國重新興起的現實可能性

經過我們對上述兩種制度的比較研究不難發現,我國傳統科舉制作為我國傳統政治的一大創造,其閃光點不僅是星星點點,而是普遍意義上的。那麼在它退出歷史舞台一百年之際,能不能經過改良重新出現在世人面前呢?筆者認為這恐怕不易實現,原因如下:

首先,我們在技術上和制度上發現科舉制與現代文官制度的相似,這是淺層或中層上的類同,而非根本上的。它們二者植根的土壤有本質差異,科舉制勢必要求一種全民族人們的一致認同,全社會形成統一的價值標准,而在現代這種統一根本無法達成,文化以及追求的多元性改變了客觀環境。

其次,科舉制在政治上的要求是中央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現實條件很難達到。載體是各級握有實權的正官,而非筆吏幕僚,而公務員制度選拔的往往是吏與僚。在這個角度上說,科舉制並沒有優勢。

最后,從人的因素考慮,精英是在逐步散失的,不能保証他們仍然留下政治領域。從指導思想上看,馬克思主義與科舉制隻有在形式上可以統一,用科舉制作為國家根本管理制度不具備實踐的可能性。

綜上,科舉制度即使與現代性有交互性,重獲新生也是相當困難的。隻能說,它是一個時代的結晶,但繞開深層次的變革,脫離現實環境而用它去適應今天的行政管理是天方夜譚,借鑒是唯一正確選擇。

四、結語

我們應該承認,今天當我們重新審視中國傳統科舉制的時候,會發現一些就在我們身邊存在的東西,與其有驚人的相似,但重新拾起它又是那麼的虛幻。企圖用它來改變現代公務員制度的設想也是那麼的不實際,即使是這樣,我們也不必為我們的文明憂慮,它曾經是一個時代的主宰,未來也可能是。

注:

(1)見《試論科舉制度的歷史作用及其局限》劉文瑞,論文

(2)《國家公務員制度概論》第20頁 傅西路 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3)見艾倫·坎貝多爾1983年在北京“比較文官制度研究班”上的講話。

(4)同(1)

(5)《傳統科舉制的技術、制度與政治哲學涵義》秦暉,論文

參考書目與論文:

(1)《中國官僚政治研究》王亞南著

(2)《科舉制與現代文官制度──科舉制的現代政治學詮釋》

(3)《中國的傳統》 吳國楨著 東方出版社2000年

(4)《戰略與管理》1996年第6期

(5)《國家公務員制度概論》傅西路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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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程惠芬、戴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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