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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局外，如今陳佩斯對春晚小品已經看得很淡，他說：“很多東西經不起推敲也沒關系，因為它是一個文化消費品。”新京報記者 郭延冰 攝
王爺與郵差
大變活人
警察與小偷
胡椒面
狗娃與黑妞
賣羊肉串
吃面條
陳佩斯
生於1954年。著名喜劇演員。電影表演藝術家陳強之子。上世紀80年代，陳佩斯以“二子”形象深入人心，形成了中國第一個喜劇系列電影“二子系列”。1984年至1998年，11次參加央視春晚。2001年改行話劇表演創作和研究，現其創立的大道喜劇院亦同時致力於培養喜劇新人。
“當我不願意的時候，我就離開它，看心情吧。我上不上春晚，不是我們倆能說了算的，也不是導演能說了算的，也不是台長能說了算的，這是一個潛規則，誰都知道這事。所以呢，大家都不要揣著明白裝糊涂。至於觀眾喜歡不喜歡，需要不需要，其實都不重要。”
在趙本山還沒有成為全民話題之前，陳佩斯與搭檔朱時茂早已是每年央視春晚前后全國人民關注的焦點。陳佩斯的觀念一直在變化，而觀眾口味也在發生改變，這對搭檔離央視春晚舞台逐漸越來越遠，直到消失。在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陳佩斯不僅對自己不同階段的小品理念進行了詳細解讀，也揭開了如今小品質量不夠高的根本原因。
2008年，北京台春晚裡多了一個久違的面孔：光頭、中式馬褂、腳踩著布鞋……這是陳佩斯闊別春晚舞台十年后的亮相，搭檔仍是老伙伴朱時茂。這個名為《陳小二乘以2》的節目運用了陳佩斯一直無法在央視春晚實現的多媒體技術，但他對小品效果並不滿意，“電視台的工作人員根本沒法把我的創意表現出來。”去年，陳佩斯和朱時茂在東方衛視春晚上配音表演了《新警察與小偷》，盡管創意十足，可論其轟動效果，遠不及十多年前的每一個除夕夜。
執導了這兩屆央視春晚的總導演哈文，連續兩年向他們發出邀請，但陳佩斯依舊未為所動：“當我不願意的時候，我就離開它，看心情吧。我上不上春晚，不是我們倆能說了算的，也不是導演能說了算的，也不是台長能說了算的，這是一個潛規則，誰都知道這事。所以呢，大家都不要揣著明白裝糊涂。至於觀眾喜歡不喜歡，需要不需要，其實都不重要。”
初上春晚 頭幾年沒劇本，多是即興內容
在登上央視春晚舞台前，陳佩斯和朱時茂已是家喻戶曉的影視演員。兩人把電影拍攝過程搬上舞台重新解構，相繼創作出小品《吃面條》《拍電影》《主角與配角》等。陳佩斯回憶，“那時候大家都在摸索，頭幾年小品沒有稿子，都是我們倆你一句我一句地對台詞，很多都是即興的內容。”
1986年，趙連甲和焦乃積創作了小品《自作自受》，並找來趙麗蓉、陳裕德搭檔出演，但這兩人根本搭不到一塊兒去，此時陳佩斯進組，副導演袁德旺拿著本子就去找了陳佩斯。陳佩斯做了個假胡子，到“動批”服裝市場觀察路邊賣羊肉串的小販。最后《自作自受》更名為《賣羊肉串》亮相春晚。
1989年，不滿足既有表現手法的陳佩斯，創作了幾乎無台詞的小品《胡椒面》。1990年的《主角與配角》是導演黃一鶴當年力推的節目，但走上春晚也是一波三折。在陳佩斯看來，既然是讓老百姓快樂過年，小品就不應該加入政治負擔，他讓自己扮演的叛徒反串演共產黨員，這段情節遭到一批領導的反對，另一撥人卻又力挺。在矛盾與爭議中，這個節目搖搖晃晃被擠進春晚舞台，全國轟動，小品正式取代相聲成為春晚的第一主角。陳佩斯和朱時茂也確立了兩人的表演模式，一邪一正，一武一文。
黃一鶴與陳佩斯、朱時茂都認為，《主角與配角》代表了這兩人小品的最高水平，但陳佩斯個人更偏愛《胡椒面》這個“更純粹表現人物的作品”。“就一兩句台詞，但隻有這樣，才能克服人們對於聽覺的需求，讓觀眾專注於演員的表情，專注於角色的性格和行為。在這個小品裡，兩個人完全通過肢體、眼神和表演角色之間的摩擦，所以它的層面更高。”
尋求突破 不想說教，隻想讓觀眾開心
《主角與配角》之后，陳佩斯卻交出了《大變活人》《宇宙體操隊》這種純娛樂的作品。一直尋求突破的陳佩斯，想法發生了改變：“我的小品幾乎沒有重復的，都是用不同的方法，在一個方法上再進一步，再延伸出另外一個喜劇方法和套路，疊加在一起，小品越來越復雜。到后來，當我發現有方法、自己上了一個台階后，我感覺不對。方法是末，什麼是本呢？達到觀眾的笑。笑是什麼？這下把我自己問住了。笑是什麼？”
陳佩斯拋卻了故事性和現實意義很強的題材。“嚴格地說，也是一種叛逆。（既然）要求每一個作品都承載著教化功能，我就要做非常淺層、純滑稽的東西。我用最低端的技術，同樣能使觀眾開心，這就夠了。我不想去教育他們，不想改變意識形態，隻希望能給他快樂。”
陳佩斯的這份“叛逆”，早在《主角與配角》時就已凸顯。從《吃面條》開始，他的小品就不時受到“無意義的笑”等批判，到了《大變活人》時，這種爭議達到了頂峰。“在別人追求高雅的時候，我就是要用大眾口味告訴他，這是你的權利，我就是要讓你笑，就是讓你開心。跟同時期別人的小品比，我已經把給別人快樂當做一個信仰。”
《大變活人》前一年的《姐夫與小舅子》是陳佩斯最不滿意的作品。“臨時湊的，跟時代貼得太緊了。那個時候滿大街抓開黃色錄像店的人。現在的人看著就莫名其妙，怎麼那時候看個片兒都不讓啊！怎麼說抓人就帶走了？今天看它已經過時了，所以說純娛樂的東西，反而不會過時。”
陷入矛盾 提議總被拒，逐漸變成針鋒相對
早在1988年，陳佩斯在排小品《狗娃與黑妞》時，就曾要求導演單機拍攝，運用電影蒙太奇的手法，“這樣小品就可以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喜劇效果會更好，但是沒人聽。”
到了《警察與小偷》，陳佩斯再次提出單機拍攝的要求，由於那時已有電視牆，他認為單機拍攝營造的氣氛會更好，結果導演還是刪去了陳佩斯認為前面特別精彩的一段過場戲。1998年《王爺與郵差》，陳佩斯再次提出在小品中採用高科技，仍未予採納。
“一年一年的，我們提出的意見總是遭到拒絕，所以矛盾就變成針鋒相對了。”這也是兩人最后一次參加央視春晚。1999年，陳佩斯和朱時茂因春晚小品的著作權問題將中央台下屬的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告上法庭，從此二人與央視決裂，再未登上央視春晚舞台。
雖然后期與央視的矛盾越來越深，但回頭看與央視合作的這十來年，陳佩斯還是充分肯定了這個平台對自己的幫助。“那時候我願意到那兒去。因為有壓力就有動力，而且也有新的探索，我可以通過它找到一些新的喜劇方法。而我的喜劇風格，喜劇面目也是通過這個平台在我的視線中逐漸清晰起來。”
陳佩斯說，有些演員一上春晚腿都會抖，但他和朱時茂幾乎從沒那麼緊張過，“我們從沒考慮晚會是什麼，心裡很有數，要的就是突破。所以我上春晚，都沒有過激動的心情。因為我倆隻想把節目做好。”
昨天今天 現在很多東西經不起推敲沒關系
2010年初，陳佩斯做客北京電視台《光榮綻放》，主持人問：“你現在還看春晚小品嗎？”，陳佩斯答：“看，我不上了，還是要看。”
如今再提到“為什麼觀眾對現在的春晚小品總不滿意”的話題，陳佩斯很坦然:“這很正常。文化，從一出現它就會不斷地變化，也有它的道理。當我們在想它應該怎樣的時候，可能我們就錯了。”
陳佩斯進一步解釋了根源問題：“當年，我們一年隻拍一部電影，有大量剩余的精力去考慮創作。等於是半年電影，半年弄小品，但今天，沒任何人能拿出這麼多的時間來做一個十分鐘的小東西。你也沒有權利要求一個人去這樣做，因為如果這樣，那他早就喝西北風了。原始工具磨出的玉器和現代機器磨出的肯定不一樣，如今很多東西經不起推敲也沒關系，因為它就像新玉，是一個文化消費品。”
每年春晚期間，關於陳佩斯和朱時茂的報道屢見報端，陳佩斯說：“實際上你們也知道，有些事是不可能的。”但無論他走到哪兒，還是會有人惦記：“陳老師，您到底會不會再上春晚呢？”
2011年6月，陳佩斯參加了國家大劇院版喜歌劇《蝙蝠》的演出，採訪之際記者還是問到了同樣的問題，“其實大家都想讓你再上春晚，因為現在隻有看趙本山了。”“那就看趙本山吧。”沒有猶豫，陳佩斯脫口而出。
【歷屆春晚小品】
《吃面條》（1984年）
《拍電影》（1985年）
《賣羊肉串》（1986年）
《狗娃與黑妞》（1988年）
《胡椒面》（1989年）
《主角與配角》（1990年）
《警察與小偷》（1991年）
《姐夫與小舅子》（1992年）
《大變活人》（1994年）
《宇宙體操隊》（1997年）
《王爺與郵差》（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