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政府與大政府：互聯網時代的全球政治【2】

美國以外的地方，輿論則較為一致。在香港，6月15日有20多個團體發起游行支援斯諾登，民調顯示54%的受訪者反對特區政府送返斯諾登，隻有20%的受訪者認為應該送返斯諾登。[8]2013年7月18日至22日，俄羅斯萊瓦達分析中心（Levada Center）完成的調查顯示，15%的俄羅斯受訪者表示非常支持斯諾登的曝光行為，36%的受訪者稱認可其行為，14%的受訪者不認可斯諾登的做法，僅有3%的受訪者表示完全反對，另有32%的受訪者不置可否。[9]到了8月，俄羅斯調查機構再做調查，52%的受訪者認為斯諾登希望使國際社會睜開雙眼認識到“特殊服務”對公民隱私造成的威脅。[10]2013年11月8日，德國ARD電視台與《世界報》（Die Welt）聯合調查顯示，60%的德國民眾視斯諾登為“英雄”。[11]

無政府與大政府

在輿論喧嘩之下，實質性問題是無政府、適度政府與大政府三種政治構架的意識形態博弈。

斯諾登本人被視為一個滿懷理想的無政府主義者，按照他的自述，“我願意犧牲一切的原因是，良心上無法允許美國政府侵犯全球民眾隱私、互聯網自由……我的唯一動機是告知公眾以保護他們的名義所做的事以及針對他們所做的事情。……我不希望生活在一個一言一行都被記錄的世界裡”。在這個意義上，他是阿桑奇等人的同路人，認為互聯網應該是自由而開放的，國家不該有任何形式的監控。他們秉承的是早期黑客文化的無政府理念，在1996年約翰·P·巴洛（John Perry Barlow）撰寫的《網絡空間獨立宣言》（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of Cyberspace）裡，有這樣充滿激情的表述：“我們將在網絡中創造一種心靈的文明，但願她將比你們的政府此前所創造的世界更加人道和公正。”他們將互聯網世界視為一個無須政府的自組織公民大會，強調精神自由和表達自由。

可是，縱然互聯網在新生之際秉承早期黑客理念，信奉自由、分享、社會利益至上，充分展現出“E托邦”的理想性，或是說有著以公民社會代替政府政治的設想，但是隨著權力與利益對於互聯網的滲透，互聯網不再是一廂情願的虛擬的電子公民大會，它不過是現實世界的另一種復制。特別是1996年，美國將發展互聯網確定為重要的國家戰略，克林頓政府以建設“信息高速路”為借口，開始確立互聯網的“美國中心”。特別是電子商務迅即展開之后，互聯網不再是單純的“公民論壇”和“信息分享平台”，也不再是法外之地。美國信息技術與創新委員會前主席威廉·J·米切爾（William J. Mitchell）這樣解釋互聯網的物理關系、邏輯關系和經濟關系：“在物理上，該系統是由計算機設備、銅線、同軸電纜、光纖、各種無線通信系統以及通訊衛星構成的一個復雜結構。在邏輯上，該系統是由一些已經被廣泛接受的規范和協議結合在一起的。在經濟上，該系統是由無數分布廣泛的企業與管理機構共同創建的，這些企業和管理機構在該系統中有著不同的利害關系，並通過多種途徑從中獲利。”[12]當互聯網上有了利益關系和利益沖突時，也就有了法律和政治介入的空間。

特別重要的是，互聯網深刻地改變了全球秩序，而美國作為互聯網的締造者，具備明顯的技術優勢和資源優勢。在一定程度上，所謂的信息無國界，實質上是美國信息霸權的代名詞。由於網絡空間是新生事物，存在大量法理空白，這也為美國建立其互聯網上的全球霸權提供了機會。

20世紀80年代以后，本是新自由主義暢行天下的時期，民眾著迷於“守夜人”型的小政府，對於“大政府”本是避之唯恐不及。但是“9·11”之后，利用美國公眾對於恐怖主義的恐怖，以及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利用美國民眾對於無良資本的憤慨，美國政府的“強勢監管”顯露頭角。從社會心態上看，“自由”讓位於“安全”，“監管”勝於“風險”。如果說新自由主義的銘文是“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就是問題”，那麼在風險社會中，人們也許會說“政府有問題，但是政府也能夠解決問題”。“方法論國家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成了政治的現實主義選擇。例如，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曾任奧巴馬政府信息與規制事務辦公室主任的凱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教授，在2008年的《助推》一書中提出了“自由主義的溫和專制主義”（Libertarian Paternalism）概念，“自由主義”是指要保留人們選擇的自由權，“溫和的專制主義”則是指政府應該主動影響人們做決定的過程，以改善人們最終的決策。簡而言之，“助推”也就是需要政府干預的修辭化版本，它為民主黨人的“大政府”干預政策提供了合理性。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時代氛圍，美國政府對互聯網的全面監控在美國國內得到一些民眾的“原諒”，“反恐”和“國家安全”成了其對內加強干預、對外增強霸權的借口。主流媒體討論更多的並不是應不應該監控，而是應該將監控控制在什麼程度上的問題。換言之，從現實政治的層面，“無政府”和“大政府”都不是最佳選擇，適度政府才令人期待。斯諾登事件使人們對於互聯網時代的全球政治有了深刻認識。概而言之，從中可以剝離出三重問題：

一是互聯網的“族界國界性”。作為“最強有力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依然甚囂塵上，以“反恐”為名的民族間與國家間的戰爭，使原來“平”的互聯網上出現了族別政治和國別政治的天塹。而以“國家安全”為名的大范圍數據貯藏和挖掘，對內能獲得公民的一定理解，盡管這種方法可能侵犯了他國國民的人權。2013年3月12日，美國網絡戰司令部司令亞歷山大在國會宣布，將新增40支網絡部隊，其中一部分部隊將用於網絡進攻，這標志著美國已經正式拉開網絡戰的帷幕。作為其他國家的合理反應，各國將更加努力地希望掌握互聯網上的主動權。中國近期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也可視為潮流中的必然選擇。斯諾登事件之后，國際社會必然對“電子領土”或“信息疆域”有新的認識。

二是互聯網的“帝國主義性”。資本日益綁架國家，發達國家從技術和資本層面掌握著互聯網的經濟命脈，並在網上以各種方式推廣其意識形態，昔日有“社會利益派”和“電子商務派”的爭執，目前看來還是美國式的電子商務派取勝，新資本的崛起與老資本的染指同時並存，資本的擴張與壟斷依然是根本屬性。以2013年全球IT排行榜來說，前十名中（蘋果、谷歌、三星、微軟、IBM、甲骨文、亞馬遜、高通、思科、英特爾）中除了三星皆為美國公司。而在“棱鏡門”中，它們大多採取了與政府合作的態度，共謀性可見一斑。

三是互聯網時代新聞媒體的重要性。雖然紙質媒體面臨危機，如斯諾登事件的幾大合作媒體中，《衛報》的電子版訂閱者已經超越了傳統版讀者數量，《紐約時報》轉型成功以“收費牆”保障利潤，《華盛頓郵報》轉賣給亞馬遜創始人，但是新聞業挖掘新聞、解釋新聞的能力依然不容小覷。可見在大數據時代，優秀而獨立的新聞媒體不僅重要，甚至更為重要。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新聞學院）

參考文獻：

[1]Bill Keller and Alexander Star，Open Secret，Grove Press，2011.

[2]阿桑奇.阿桑奇自傳[M].任海龍，常江，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

[3]唐逸如.斯諾登挑戰網絡空間舊秩序[J].社會觀察，2013（8）.

[4]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6/19/c_124874607.htm.

[5]http：//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2013/06/17/americans-say-snowden-should-be-prosecuted-for-nsa-leaks-in-usa-today-poll/2430583/.

[6]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3/07/05/edward-snowden-poll_n_3542931.html.

[7]http：//www.quinnipiac.edu/institutes-and-centers/polling-institute/national/release-detail?ReleaseID=1919.

[8]http：//news.xinhuanet.com/gangao/2013-06/17/c_124862676.htm.

[9]http：//www.forbes.com/sites/kenrapoza/2013/07/31/most-russians-like-ex-nsa-contractor-snowden/.

[10]http：//en.ria.ru/russia/20130815/182787687.html.

[11]http：//rt.com/news/germany-lose-trust-us-snowden-431/.

[12]威廉·J·米切爾.伊托邦：數字時代的城市生活[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