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政府與大政府：互聯網時代的全球政治

【摘要】斯諾登事件是2013年最具國際影響力的事件之一，圍繞這一事件所發生的政治妥協、輿論分野和道德危機，使我們對於互聯網時代的全球政治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斯諾登事件是一個媒體合作事件，是一個輿論分化事件，實質性問題是無政府、適度政府與大政府三種政治構架的意識形態博弈。此事件中，互聯網的族界國界性、帝國主義性表露無遺，同時，大數據時代，優秀而獨立的新聞媒體對於社會依然深具意義。

【關鍵詞】斯諾登﹔棱鏡門﹔大政府﹔民族國家﹔互聯網政治

愛德華·約瑟夫·斯諾登（EdwardJ.Snowden），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前雇員，美國國家安全局（NSA）技術承包人。2013年6月在香港將NSA關於“棱鏡”（PRISM）監聽項目的秘密文檔披露給《衛報》和《華盛頓郵報》，隨即遭到美國政府通緝。此后他與主流媒體合作，陸續披露大量美國政府實施全球監控的資料。8月獲得俄羅斯為期一年的臨時避難申請。11月據美國官員透露，斯諾登向媒體披露的文件多達20萬份，其中不少文件的秘密級別為絕密，價值遠高於維基解秘網站掌握的情報。顯然，斯諾登事件是2013年最具國際影響力的事件之一，圍繞這一事件所發生的政治妥協、輿論分野和道德危機，使我們對於互聯網時代的全球政治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

一個媒體合作事件

斯諾登事件首先是一個與世界頂級媒體深度合作的事件。在“棱鏡門”剛剛爆出不久，維基解密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曾向斯諾登提供幫助。目前我們無從得知這一幫助的深度和力度，但是隨著時間發展，對於斯諾登“初出茅廬”的擔憂已經煙消雲散，這體現在他與媒體合作的持續性、選擇發布時機的精准性、以主流媒體公信力帶動網上輿論的策略性。

相比之下，阿桑奇初出茅廬時更像是互聯網上的獨行俠，他的維基解密立足於互聯網世界，在早期全然依賴志願小組的一己之力。這些網絡俠客雖然有良好的網絡技術，但是在挖掘海量數據，特別是報道和分析方面還不夠專業。舉例而言，使維基解密一舉成名的視頻《並行謀殺》（Collateral Murder），對駐伊美軍直升機上拍攝的錄像進行了剪輯，呈現美軍在巴格達濫殺無辜，造成18人死亡，其中包含兩名路透社記者的景象。而這段視頻的制作時間有數月之久，做成以后也因為其“過度剪輯”而遭到一定程度的懷疑。因此，為了增加影響、尋求幫助，阿桑奇選擇了與主流媒體合作，美國的《紐約時報》、英國的《衛報》、德國的《明鏡》三大世界頂級新聞媒體是阿桑奇的合作伙伴。這支國際化“夢之隊”包括《紐約時報》的執行主編比爾·凱利（Bill Keller）和資深軍事記者埃裡克·施密特（Eric Schmidtt）、《衛報》的“深度調查”編輯大衛·李（David Leigh）和《衛報》的調查記者尼克·戴維斯（Nick Davies）、《明鏡》的葛茨（John Goetz）以及《紐約時報》內部的頂尖電腦高手們，他們按照新聞業的標准運作方式，確認信息源、核實真實性、分類海量信息、建立安全並易於檢索的數據庫、展開搜索、加以解讀、對可能泄露軍事機密的人名地名加以處理，除此之外，還有獲得法律支持、與政府保持溝通等方面。最后三家媒體刊載出的《阿富汗戰爭日記》很有轟動性效應。[1]數個月后，法國《世界報》也加入這支隊伍，它們共同發布了《伊拉克戰爭日記》。但是，由於這些頂級媒體隻把阿桑奇視作“消息源”，且有許多規避風險——比如希望阿桑奇先行“泄露”媒體再予以跟進的做法，致使阿桑奇與這些媒體的合作越來越不愉快。盡管阿桑奇后來希望與全球超過60家媒體合作推進“美國外交密電”的發布，但是《紐約時報》等大報與他的矛盾已經難以彌合。[2]

2013年初，斯諾登與《衛報》博客撰稿人格倫·格林沃爾德（Glenn Greenwald）聯系，后者為出版自由基金會理事會成員。6月5日，還是通過格林沃爾德，斯諾登正式向《衛報》披露“棱鏡計劃”。從此以后，《衛報》成為斯諾登最親密的“伙伴”，格林沃爾德等人組成的團隊負責甄別和篩選斯諾登提供的數據。雖然媒體后台的運作細節至今仍沒有曝光，但是從系列重磅報道上可以看出，斯諾登與媒體的合作以穩健、持續、大范圍的方式進行，既吸收了阿桑奇與媒體合作的經驗，也更為成熟地規避了阿桑奇的“錯誤”，譬如對涉事人的缺乏保護以及對媒體的過高期待。

自2013年6月至11月，重要媒體重點報道的相關新聞如下：1.十多年來，NSA一直在系統性地影響加密標准，或者在商業加密軟件的代碼中安插后門，以便獲得互聯網用戶的通信信息（《衛報》與《紐約時報》報道）﹔2.NSA有能力獲取存儲在智能手機上的大量信息，包括侵入iPhone的38項功能（《明鏡》報道）﹔3.用於機密項目的526億美元政府資金，2013年為108億美元，包括雇用精英黑客團隊即“獲取特定情報行動組”（《華盛頓郵報》報道）﹔4.NSA監視項目包括巴西和墨西哥等友好國家的總統、聯合國和歐盟等國際組織，在大使館安裝竊聽器，入侵聯合國視頻會議系統（《衛報》報道）﹔5.NSA一年有2776起內部員工違規監控的事例，不僅監控外國，也包括收集和貯存美國人的信息（《衛報》報道）﹔6.NSA資助英國GCHQ的監視行動，三年提供1.5億美元，后者能夠利用跨大西洋海底光纜獲取原始數據（《衛報》報道）﹔7.棱鏡項目使NSA可以直接訪問谷歌、蘋果、Facebook、微軟和其他公司的服務器，NSA還要求威瑞森電信（Verizon）提供3個月來所有美國用戶的通信記錄（《衛報》報道）﹔8.NSA的更大規模監控計劃“X關鍵得分（Xkeyscore）”，涵蓋網站信息、搜索和聊天記錄等所有涉及隱私的網上信息﹔9.NSA代號為“特等艙”（Stateroom）的情報項目，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駐外大使館秘密安裝了監控設備，用於截聽電子通訊信息，這4個國家還和新西蘭共同簽署了一份叫作“五眼”（FiveEyes）的情報共享協議（《明鏡》報道）。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衛報》報道最早，但是其他主流媒體也紛紛介入報道。從數據上看，在2013年11月之前，有關斯諾登的新聞和評論，在《衛報》網站上有543篇，在《紐約時報》網站上有466篇，在《華盛頓郵報》網站上有656篇。與圍繞阿桑奇的系列報道相比，媒體與斯諾登的合作更為直接，原因在於無論是《並行謀殺》《阿富汗戰爭日記》《伊拉克戰爭日記》還是《美國外交密電》，阿桑奇只是“二傳手”，新聞源實為大兵曼寧（Bradley E. Manning），因此媒體在操作上有掣肘之處，斯諾登本人則為公開的第一信息源，方便了媒體的報道。而斯諾登的悄然離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哈瓦那航班”、40天謝列梅捷沃機場的等待，像一部跌宕起伏的影視大片，使斯諾登事件成為無可非議的媒介事件，也吸引了全世界媒體的關注，比起阿桑奇所掀起的媒體狂瀾，可謂后來者居上。

總體而言，斯諾登選擇與主流媒體合作，然后通過主流媒體輻射網絡媒體，已經說明互聯網時代傳統媒體深加工的能力依然是非專業工作者所不能及，而主流媒體已經紛紛移師互聯網或是在互聯網上開辟網站，盡管大報在經營方面遇到困難，可是其影響力並未動搖。斯諾登事件能夠成為2013年最重要的國際事件之一，新聞媒體功莫大焉。

一個輿論分化的事件

隨著斯諾登事件的發酵，國際社會對於以美國“棱鏡計劃”為首的、打著“反恐”和“國家安全”旗號的全民監控模式產生了深深的質疑，與此同時，諸多國家對斯諾登入境的婉拒則體現出國際政治的保守性和功利主義。更重要的是，人們意識到國家之間以及國家內部，不乏類似的監控計劃，大數據時代的數據挖掘雖然已經開始，但是國家安全與個人隱私安全的平衡尚未達成，國家領土與電子疆域的權界尚未劃定，黑客攻擊與網絡戰爭的邊沿尚未厘清。國際輿論在斯諾登事件上的分化，體現出各種權力、利益和理念的糾葛。

斯諾登在逃亡過程中，先后向20余個國家提出避難申請。他最向往的是以保護互聯網自由而著稱的冰島，同時，對作為“棱鏡計劃”“受害國”的西歐國家也滿懷期待。但是，受制於美國的“盟友”身份，或不願為斯諾登這樣一個“非國家行為體”影響國際關系，明確拒絕斯諾登避難申請的國家有法國、德國、芬蘭、挪威、巴西、印度、波蘭、西班牙、瑞士。借口需在領土上提交申請的國家從而婉拒的，包含奧地利、冰島、意大利、愛爾蘭、荷蘭。厄瓜多爾是第一個表示有意接受斯諾登政治避難的國家，2012年，也正是厄瓜多爾給了阿桑奇政治庇護，但是在接到美國副總統拜登打來的電話后，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迅即轉向。7月3日，法國、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4個國家拒絕可能給斯諾登提供政治庇護的玻利維亞總統專機過境和降落，從而致使該專機迫降奧地利。奧地利警方登機檢查，有損國家元首本應享有的尊榮、特權和豁免權，因此激起南美國家的一致譴責。委內瑞拉、尼加拉瓜、玻利維亞等素來與美國不睦的幾個拉美國家表示願意向斯諾登提供政治庇護。耐人尋味的是，即便在10月斯諾登爆出美國長期監聽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手機，一時輿論嘩然，也並未使德國接納斯諾登，更未導致德美決裂。

在斯諾登的主觀意圖上，可能希望借爆出棱鏡計劃，瓦解盟國對美國的信任，甚至讓“受害國”聯合起來反美。但是，美國是超級大國，政治議價的能力非常之強，如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沈逸博士所指出的，主權國家之間討價還價以及相互外交關系，比他想象的復雜得多。[3]此外，正如俄羅斯總統普京“無意”中流露的，這類監控各國皆有，在現實的國際政治中，信息間諜手段並不鮮見，只是不太為公眾所知而已。斯諾登事件使美國處於“網絡監聽道德危機”之中，主要是因為美國在互聯網自由方面的“言行不一”。從20世紀80年代“解除管制”的風潮，到90年代“信息高速公路”，再到2010年美國國務卿希拉裡發表關於“互聯網自由”的演講，美國一貫高調地對外宣揚取消網絡管制、促進信息的自由流動，但是在實際操作中，美國一直以其強大的技術實力和經濟實力，在互聯網上暗暗充當“國際警察”。早在斯諾登事件之前，2012年，美國國家安全局官員威廉姆•賓尼向媒體披露了“9·11”之后美國實施的“星際風”計劃，據《華盛頓郵報》報道，“星際風”被拆分為4個項目，“棱鏡”用於互聯網信息截取，“核子”用於截獲電話通訊內容和關鍵信息，“主干道”以電話監聽為主，“碼頭”以互聯網監視為主，后二者更依賴於元數據。[4]面對斯諾登的“泄密”，奧巴馬政府給出的大規模監視理由有兩個：一為反恐，二為國家安全。

總體上看，美國國內的輿論處於膠著狀態，以至於各個調查機構對民意一測再測。2013年6月12日-16日，由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和《今日美國》（U.S Today）聯合完成的調查顯示，44%的公眾認為披露此類國家安全局的監聽信息損害了國家的利益，49%的公眾認為這是服務於國家利益的。[5]2013年6月17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和民意研究公司（ORC）發布的一項聯合調查則顯示，過半美國民眾不同意斯諾登的泄密行動。52%不同意他的作為，44%同意，其中，54%回應指出，美國政府應引渡斯諾登回美受審。2013年7月5日，《赫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與英國Yougov民調機構聯合進行的比較調查顯示，38%的美國人認為斯諾登做得不對，33%的美國人認為他做得對，29%的美國人的回答是不確定。[6]2013年7月10日，美國昆寧佩克（Quinnipiac）的全國調查則指出，55%的美國人認為斯諾登是“泄密者”，隻有34%的美國人認為斯諾登是“叛國者”。[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