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廣播電視語言傳播在當下傳媒文化環境中的反思

現階段，媒體發展的進程印証著馬歇爾·麥克盧漢的預言，“媒體會改變一切。不管你是否願意，它會消滅一種文化，引進另一種文化。” 原因也一如麥氏的著名斷想“媒介即人的延伸”，然而當我們越來越習慣於通過廣播電視來獲取信息，並與外部世界確立聯系的時候，媒介延伸的速度超越了麥克盧漢的預言，與之匹配的廣播電視語言的傳播功能和傳播效果也相應擴大，並超越了我們的想象，這種建立在技術之上的現代傳媒文化正在悄悄塑造並修改我們的現實感。

大眾傳媒沒有止於人們通常比喻的“窗口”，也沒有止於麥克盧漢所說的眼睛、耳朵等感官的延伸，甚至成為了我們的眼睛、耳朵本身，並超越之。比如，“神八”與“天宮一號”成功對接，讓我們再次通過大眾傳媒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即便那裡是太空宇宙或是其它星球，我們無需成為航天員，身陷遙遠的太空，承受失重與孤獨。可是，通過大眾傳媒的平台，通過廣播電視語言，我們看到了、聽到了。

早在2004年12月，由共青團中央、教育部、國家廣電總局等主辦的媒體與未成年人發展論壇上，就有調查顯示，中國的兒童從4歲至14歲之間，從幼兒園到初中畢業的12年時間裡，總共要看一萬多個小時的電視節目，遠遠超過他們學習的任何一門課程的時間，青少年的學習和價值觀培養，90%以上的內容是媒體給予的。由此，我們可以大膽地做一推斷，隨著中國社會人口的代際更迭，上述青少年成長為社會中堅，現在乃至未來，整個社會的人文精神和價值觀事實上有九成是媒體引導並給予的。張頌教授在回憶齊越先生給他上第一堂課時講到，齊越先生神色嚴肅、正襟危坐地對他說“當播音員是在更大的課堂上講課！”。的確，如果整個社會的人文精神和價值觀幾乎是由媒體引導並給予的，廣播電視語言傳播工作者（播音員、主持人）就是這個“更大的課堂”上面對最廣大受眾的、承擔文化建設責任的、最一線的全民教師。

按理說，隨著媒介能量的延伸，廣播電視語言的傳播效果相應放大，其傳播水平也應隨之提升，美學水准也應隨之提高，引導受眾走向更高級的文化、更高層的審美，成為更豐富的人。

然而，大眾傳媒事實上是一把“雙刃劍”，既豐富了人，又使人變得貧乏。廣播電視語言傳播主體，由於駕馭不好“自我”、“本我”與“超我”，也呈現出既“豐富”又“貧乏”的症狀，也顯露出自身文化素養的不足和美學修養的“貧血”。 廣播電視語言傳播工作者這種駕馭能力的缺失和功底的欠缺，導致在廣播電視節目娛樂化傾向日趨明顯的情況下，很容易誤導大眾。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廣播電視節目日趨傾向娛樂化。其實娛樂本身並沒有錯，娛樂節目是用來娛樂受眾，豐富整個社會的休閑時光，是促進社會和諧的潤滑劑。很多廣播電視語言傳播工作者（播音員、主持人），尤其是娛樂節目主持人，為了增強娛樂效果，不惜將自己“草根化”，殊不知，“草根化”的主持人與人際傳播中草根階層是有區別的，前者是有控制的、有創作的創作主體，后者是人際傳播中原始的人。隻強調“草根化”的幽默，而忘卻“主持人”的職責，屬於迷失“自我”。連主持人自己都迷失了，更何況接受其信息的受眾？

一、插科打諢也分審丑與審美

“插科打諢”並非貶義詞，據《辭典》上解釋，指“戲曲演員在演出中穿插些滑稽的談話和動作來引人發笑。”引人發笑可謂是插科打諢的最終效果。舞台上專事發噱逗笑的一般都是丑角。在西方也有“小丑”文化，以調劑活躍氣氛使緊張嚴肅的生活變得輕鬆愉快。

但是“小丑”也是有創作的，他不是將現實生活素材生搬硬套，插科打諢也是一種加工，也體現創作主體的文化修養和審美水平。插科打諢的素材主要來自民間，極具“草根性”，因此也容易貼近大眾，但是，經過加工之后“俗”是讓人張嘴大笑之后意識到自己也在被譏諷之列。插科打諢的歡樂來自於對某些社會現象中“丑”的事物和“丑”的價值觀（如官僚、炫富、自戀等）的戲仿和顛覆，受眾因其逼真模仿產生錯愕感和乖謬感從而發出笑聲瓦解可笑的現實、並完成審美過程。它的審美意義在於魯迅先生所說的“把無價值的東西撕碎給人看” 。

這種不惜丑化自己“把無價值的東西撕碎給人看”的小丑精神，是一種可貴的自嘲，是娛樂的，也是諷喻的﹔是批判的，更是引導的﹔是大俗的，但不是“媚俗”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優秀的幽默語言風格所體現的 “俗”更接近於美學意義上的“雅”﹔而那些故作庄嚴、故作感動、噙著淚花“形而上”地背誦台詞的主持反而卻是在“媚俗”。

用這個標准縱覽全國各大衛視，雖然越來越多的演員、明星跨界主持人行列，其中不乏專業的相聲、小品演員，但他們的插科打諢是丑還是美，他們的主持風格是俗還是雅？

當下，娛樂節目中相當一部分主持人的插科打諢是背離了喜劇傳統、背叛了自嘲和諷喻的精神的，他們確實讓受眾笑了，但是因“媚俗”而笑。他們主持表演過程中確實有滑倒、戲弄、裝瘋、賣傻、斗貧……確實是激起了一片笑聲，但是這樣的表演與小丑精神無關。從“諷喻”走向 “獻媚”，是廣播電視語言傳播工作者媒體責任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