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漢奇：新聞事業的守望者【3】

紙媒：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近年來，唱衰紙媒的聲音不斷，時至今日，更是悲觀。對此，方先生說，紙媒應該是有喜有憂。“喜”的是它還是有不可取代的作用。首先是白紙黑字的印証作用，其次從閱讀的舒適、趣味方面，一卷在手，給讀者有整體感，這是其他媒體不可取代的。新聞紙也一樣，保存原始的文獻、文本，立此存照，其他媒體是不可能實現的。“憂”的是受到的沖擊太大了，年輕人幾乎不怎麼看報。

很多人唱衰紙媒的一大原因是，“紙”這種傳播介質有可能消亡。提到這點，方先生的回答也算給我們上了一堂科技課。他說，現在的紙較難儲存，圖書館裡民國時期的報紙都有問題，但是宋版、元版、明版的圖書反倒都沒問題，這是因為宋、元、明和清初、中期的紙張，都是利用中國傳統的造紙術制造的，沿用的是蔡倫發明造紙時使用的樹膚、麻頭、破布、魚網等之類纖維較多較長的原料。但現代的書報用紙大多是用木漿加大量的填充劑做成的，可以大規模生產，但壽命相對較短，50多年過后就會變黃，發脆，嚴重的一碰就碎。為了便於使用，不少圖書館把民國的報紙做成影印版，一頁一個照片，使用倒是方便了，但查閱起來仍然很費勁。全部轉成電子文本以后，才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閱讀、檢索，都很方便了，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了。方先生舉例說，胡適當年研究《水經注》，光找材料，就花了不下20年的時間，而現在，有人說，一個碩士生利用電腦檢索，一個星期就能搞定，關鍵就是因為有了電子文版。

對於目前一些人所預測的紙媒將來會成為奢侈品的說法，方先生說，紙媒價格也不能太高，太高了個人訂戶就少了，既然仍然是媒體，那還是需要用一部分廣告來降低成本的。紙媒的優勢就是便於上班族利用空余的時間拿回家仔細看，所以要靠深度報道保持讀者群，要善用這些優勢，不斷創新。

新聞教育：不能片面追求數量

前些年，坊間有“新聞無學”一說，現在，也有人認為新聞就是一個需要實踐的學科。對此，方先生為我們講述了這一觀點的歷史緣由。他說，中國有媒體1000多年了，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是全世界最早的，但中國新聞學的研究比西方要晚，19世紀中葉才開始總結新聞事業的發展歷史，到1917年才有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最有影響的是1927年《中國報學史》。對於新聞事業的研究的確是比新聞媒體產生要晚得多，但新聞絕非無學。

“新聞無學”的說法之所以盛行一時，主要是因為新聞界中確實有一些人並沒有上過大學新聞系和研究過新聞學，他們完全是通過在報社裡摸爬滾打和反復實踐逐漸掌握規律成為行家裡手和名記者的。但是，由此而認定新聞無學，和新聞學無須研究和學習，就有些武斷和片面了。 目前大學新聞系的教學計劃中，75%以上的還是文史哲經等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基礎課程，這些基礎課程是做任何文字工作都需要的。其余25%才是新聞學方面的專業課程，包括新聞史、新聞理論、新聞實務等，並非全部都是新聞學。這種安排是必要的，比例也是恰當的。有關新聞學的上述課程，既有史論，又有實務，都是未來的新聞工作者應該掌握的。談到這裡，方先生指著桌上新出版的那套英文版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說，這套書是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新聞傳播學方面著作的第一個外文譯本，主要面向全世界的大學和公眾的圖書館。因為中國崛起了，強大了，關注中國新聞傳播事業發展歷史和現狀的人越來越多了，這方面的需求越來越大了，出版商看中了這一點，才投入資金，組織翻譯出版的，據說銷路還不錯。新聞史研究是新聞學研究的一部分，這部書其實也是新聞學研究的一個成果。他還說，以前很多人認為新聞工作就是政治工作，做好喉舌就行，現在發現沒那麼簡單。如何做好喉舌其實也是一門學問。包括“傳播”這個詞，上個世紀80年代剛引進來的時候，有人還曾經認為這是資產階級的東西，要抵制。但實際上，傳播學是研究人際傳播規律的，這門學問資產階級需要，無產階級也同樣需要。總之，新聞並非無學，它也是一門科學。當然，方先生也說，相對其他人文科學，新聞學的確是比較年輕的。

談到新聞史研究的現實意義，方先生說，新聞史是一門考察和研究新聞事業發生發展及其衍變規律的科學。它和新聞理論、新聞業務一樣，都是新聞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簡單地說，新聞史研究的主要目的，一是繼承好自己的優良傳統 ，二是總結好前人的經驗教訓，作到以史為鑒。比如當前大力提倡的“走轉改”，其實就是我們前輩新聞工作者一直奉行的好傳統。在中國新聞史上，范長江就是走基層的杰出代表。1935年5月，范長江以《大公報》社旅行記者的名義開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歷時10個月，行程6000余裡，真實地記錄了中國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更為可貴的是，范長江第一次以寫實的筆法公開、客觀地報道了有關紅軍長征的信息。“轉”和“改”也如是。現在重提“走、轉、改”，其實就是對我們新聞史上的眾多好的傳統的弘揚和回歸。所以，方先生強調說，學點新聞史你就會變得聰明一點，可以幫助你少走彎路、少犯錯誤。一些負面的東西如虛假新聞、有償新聞等，新聞史上都曾經有過，以史為鑒，可以提高警惕，增加我們的免疫力。

據統計，我國現在的新聞專業教學點，已經不下1000個，對於這樣的規模，方先生很是擔憂，他說，目前新聞系太多了，攤子太大，解放初全國隻有4所高校有新聞系，后來發展到10多個，文革時全國報紙數量最少的時候隻剩下42家，新聞教育也跌入谷底。80年代后，尤其是改革開放后新聞事業大發展，新聞學逐漸成為顯學，新聞教育也有了飛速的發展，但一下子又把攤子鋪得太大了，大到現在有些學生就業都很困難。新聞教育的發展，要保持好人才使用的供求關系，不能片面追求數量。從現在來看，明顯是過剩，需要收縮規模。

作為新聞史研究的泰斗，方先生一直倡導研究歷史是為了找尋某種規律，從而以古觀今、以今觀未來。他說，從歷史的角度看，未來的媒體應該是會更適合受眾的需要，當然某些報紙的喉舌作用是不會變的，機關報就是為黨和政府服務的，但這些報紙可以辦得讓受眾更喜歡，比如可以加點套餐，如文學、藝術等都是受眾喜歡的。讓“晚報飛入尋常百姓家”說的就是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