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華萊塢大片的“走出去”【4】

四、從Glocalization到Hybridization：更為超前的發展理念

全球化是人類文明的一個趨勢，麥克盧漢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但是文化全球化的進程卻遭遇到了本土化的強烈抵抗。於是，一種結合了本土經驗的全球化就誕生了，如肯德基和麥當勞等快餐業的食品口味本地化。名詞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是由全球化（Global）和本土化（Localization）組合而成，是在后現代主義的情境中產生的語匯。全球化帶給文化的沖擊強烈，一方面是破壞性的，另一方面它又是開拓性的，給民族性帶來了發展的新時機。對於電影的全球本土化來說，這個本土化過程目前的表現形態，就是以《金陵十三釵》為代表的影片，它們的本土化是建立在本土社會基礎和歷史文化之上的內容表達，全球化則表現在制作環節和資本運作的全球流通性，而且隨著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的不斷深入，這種全球本土化的進程得到了非常大的深化。此類影片，既不想扔掉民族身份，又執意於國際化團隊和國際化制作以獲得國際性聲譽，因此，看似“Glocalization”成了它們最為適合的一條發展道路。這樣的思維方式，是深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這樣傳統理念影響，但對於“大片”（Blockbuster）以及高概念電影來說，本土化並不適宜太過於外在地存在於影片當中，“文化的鴻溝”始終是存在的，這種“溝通的障礙”就進一步阻擋了中國大片的國際化之路。在全球本土化的過程中，這種將本土電影轉化為“具有可以隨意搬遷性質”[9]的大片，便是文化全球化過程中本土電影所必須面臨的困境。對於中國大片來說更是這樣，它力主保持民族性，畢竟國內市場如此之大是不能忽視的一塊，而國際市場又如此誘人。但全球本土化帶來的問題卻是，“具有可以隨意搬遷性質”的這些場所是沒有或者說模糊了“民族性或國家特征的”[9]。這是因為，如果說全球化是將本土經驗變得可以隨意流動的話，那全球本土化就“不僅表現在社會網絡走上一條“后經典好萊塢”式的高概念之路？這也是本文接下來要論述的。

四、從Glocalization到Hybridization：更為超前的發展理念

全球化是人類文明的一個趨勢，麥克盧漢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但是文化全球化的進程卻遭遇到了本土化的強烈抵抗。於是，一種結合了本土經驗的全球化就誕生了，如肯德基和麥當勞等快餐業的食品口味本地化。名詞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是由全球化（Global）和本土化（Localization）組合而成，是在后現代主義的情境中產生的語匯。全球化帶給文化的沖擊強烈，一方面是破壞性的，另一方面它又是開拓性的，給民族性帶來了發展的新時機。對於電影的全球本土化來說，這個本土化過程目前的表現形態，就是以《金陵十三釵》為代表的影片，它們的本土化是建立在本土社會基礎和歷史文化之上的內容表達，全球化則表現在制作環節和資本運作的全球流通性，而且隨著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的不斷深入，這種全球本土化的進程得到了非常大的深化。此類影片，既不想扔掉民族身份，又執意於國際化團隊和國際化制作以獲得國際性聲譽，因此，看似“Glocalization”成了它們最為適合的一條發展道路。這樣的思維方式，是深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這樣傳統理念影響，但對於“大片”（Blockbuster）以及高概念電影來說，本土化並不適宜太過於外在地存在於影片當中，“文化的鴻溝”始終是存在的，這種“溝通的障礙”就進一步阻擋了中國大片的國際化之路。在全球本土化的過程中，這種將本土電影轉化為“具有可以隨意搬遷性質”[9]的大片，便是文化全球化過程中本土電影所必須面臨的困境。對於中國大片來說更是這樣，它力主保持民族性，畢竟國內市場如此之大是不能忽視的一塊，而國際市場又如此誘人。但全球本土化帶來的問題卻是，“具有可以隨意搬遷性質”的這些場所是沒有或者說模糊了“民族性或國家特征的”[9]。這是因為，如果說全球化是將本土經驗變得可以隨意流動的話，那全球本土化就“不僅表現在社會網絡對地域的進一步超越，而且展示了對本土文化及歷史的無情解構”[9]。

面對全球化的強烈攻勢，尤其是面對以好萊塢高概念電影為代表的大片沖擊，中國大片的焦慮是可以想象的。對中國大片而言，全球本土化就“意味著從全球的角度對本土進行重新審視的過程”。但對於全球化經驗不足的中國電影人來說，在實際操作中，卻容易將此作簡單的理解，成為將“個體到民族”的一般性轉換過程，簡單地理解成本土內容的表達，而且往往這些內容的表達停留在“符號層面”。

但民族性的基本構成要素的確是本土文化，對於全球本土化時期的中國大片來說更是如此，如果失去了本土，徹底地轉換成好萊塢式的高概念電影，也是不現實和不可接受的。因此，在對高概念的學習中，國產大片意圖通過本土文化所展示的民族性，就不能僅僅表現在對於本土文化的表層使用上，也不能表現在對全球化（高概念電影經驗）的簡單本土“符號化”之上，而是應當尋求更為適合自我，凸顯民族性和全球性的本土經驗。

於是“Hybridization”（在此譯作“雜糅”）似乎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思考的方向。“雜糅”這個詞被認為是“用來描述民族文化集中趨勢”最合適的一個詞，也就是說“雜糅”是一種“有目的的企圖混合外國和本土文化屬性的嘗試”[10]。“雜糅”可以被看作自1992年羅蘭·羅伯特提出“全球本土化”的概念之后，“本土化”對“全球化”概念的一次超越。但“雜糅”概念的復雜性和啟迪意義並不僅僅在此。

如前所述，全球化的過程中有同質化和差異化的矛盾存在，前者表現為民族文化的式微，而后者則表現在全球本土化的興起，對於中國大片來說，就更像是一種“表面符號化”的民族性的展現。“在文化分裂和社會碎片化的后現代主義世界，對民族性和現代性的交互，就希望找到一種新的途徑去達到一種跨越了跨民族性（Transethnic）、跨文化性（Transcultural）邊界的存在。並朝著一個復合的社會形態嵌套（而非嵌入）進一個新的全球文化的秩序當中。”[10]

那麼，這種跨越是否能夠給我們提供中國大片在向“后大片”時代電影轉型過程中的一種理念呢？中國的電影行業，需要每年培植3-5部華語大片（這種大片是區別於當下的華語大制作的），這是文化導向之下的必由之路，僅僅寄希望通過目前的華語大片走向世界顯然是不可能的。那麼，中國式“后大片”電影的制作范式必定是要不同於當下華語大片的，在這裡，我認為“Hybridization”的文化觀念，就正好能夠給中國式“后大片”電影提供思路，也就是說中國的“后大片”需要在故事內核上做到跨民族性和跨文化性的東西，去尋求一種被廣泛接受的內涵展現方式，尋找“Hybridization”式的文化表達。同時，帶領中國電影不斷構建華萊塢的文化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