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播學視角下解讀我國的公民新聞【2】

四、公民新聞傳播形成的信息環境

信息環境，指的是一個社會中由個人或群體接觸可能的信息及其傳播活動的總體構成的環境[2]。信息環境在傳統社會中也是存在的，只是社會交往的空間相對狹小，因而信息環境與客觀環境處於重合的狀態。而在傳統媒體主導的時代，信息環境不再是對客觀環境及其變化的反映而成為各種媒體所建構或提示的“擬態環境”。新媒體和公民新聞的出現，使得傳統媒體建構的“擬態環境”受到了沖擊和質疑。媒體信息越是海量和多元，其建構的“擬態環境”就越貼近現實，這也是新媒體發揮的一個很重要的社會作用。新媒體和公民新聞所提供的多元信息、多元聲音使得“擬態環境”又將向客觀環境回歸或貼近，這是一個必然趨勢。

五、公民新聞的社會功能

1.社會進步的助推器。加拿大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提出過“媒介即訊息”的著名論斷。該論斷認為“從漫長的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看，真正有意義、有價值的‘訊息’不是各個時代的傳播內容，而是這個時代所使用的傳播工具的性質、它所開創的可能性以及帶來的社會變革[3]。” 新媒體為普通公民帶來了實際的話語權，也推動了社會的變革和發展。“孫志剛案件”結束了一部實施了長達21年的法律《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使政府制定並實施了《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再來回顧2009年初的“躲貓貓事件”，當《雲南信息報》報道此事件的主角李蕎明是由於在看守所玩“躲貓貓”游戲時意外撞牆而死，輿論一片嘩然。在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等的籌劃下，“網民調查團”成立。雖然此調查團沒有成功，但不可否認的是，它推動了社會民主艱難的向前邁了一步，政府在應對公共危機時，拋棄了遮蓋逃避的方式而是開始主動公布信息。另外，網民參與公共事件的熱情越來越高，平台也越來越多。2011年的“小悅悅”事件引發了人們對中國道德問題的深度反思，此事件迅速在各種媒體上出現，在龐大的輿論場中，我們反思了國民的劣根性，重新接受了一次道德啟蒙。2012年底，“房妹”問題首次被微博披露，迅速成為“熱議”的焦點。公民新聞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網絡反腐”的角色。2013年1月4日河南蘭考縣城關鎮一民辦收養所火災帶來了網友對民政部門收養制度、孤殘棄嬰救助體系和政府職能問題的熱議，這些討論促使民政部反思我國的收養制度，並表示將修改相關規定以放寬收養條件，積極出台兒童社會福利條例，健全兒童福利保障體系。諸如此類的公民新聞越來越多，它們艱難的推動著社會的一次次變革和不斷進步，這也是公民新聞最重要的價值體現。

2.提供信息和娛樂。任何傳播行為都具有提供信息或娛樂的功能，公民新聞在提供信息之余，有相當一部分純粹以娛樂和被娛樂為目的。

3.社會協調和整合。新媒體時代，當普通公民無法接近主流媒體、無法通過主流媒體表達自己的願望、意見、不滿等情緒時，公民新聞便成為一個成本低廉又便利的“發聲”渠道。同時依托其“互播”模式的優勢，公民新聞也是協調社會關系的一個平台，特別是在重大事件和突發事件中，公民新聞在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協調、社會整合中的作用更加明顯和重要。

4.政治監督和輿情的傳達。新媒體的使用便捷性、網絡的虛擬性、網民的匿名性、網絡信息的即時性和海量特點使得現代社會的“政治監督”變得不再“飄渺”，每個人都可以進行社會“監督”，揭露政府和社會的陰暗面，也可以隨時“問政”。此外，不同以往大眾媒介輿論“上情下達”的線性傳播局面，新媒體和公民新聞為民眾輿情的“下情上達”提供了實實在在的便利。2012年12月26日，有微博爆料鄭州“房妹”事件，引發了網友和公眾對房產問題關注和責問，促使相關部門對此事件做詳細調查，最終使事件主角翟振峰落馬。

5.流言和謠言的溫床。其實，網絡媒體具有比傳統媒體更嚴重的負面功能，其最主要的負面功能是 “流言和謠言的溫床”。每個事物都具有兩面性，網絡的虛擬性和網民的匿名性在對社會民主的推進方面功不可沒，但是也容易滋生“流言”和“謠言”的病菌，從而侵蝕輿論環境，這樣的事例數不勝數。流言通常是圍繞人們比較關心的、涉及切身利益的重要問題發生的，証據的不足或狀況的曖昧性會惡化輿論環境。網絡的即時性特征為流言的快速增殖提供了無限的便利。例如2011年的“搶鹽風暴”中，有商家借機哄抬食鹽的價格，擾亂了經濟秩序，還有非典時期的“搶購板藍根”，“超市搶購”現象，公民新聞在這些事件中都起到過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

謠言是有意憑空捏造的消息或信息，其危害更大。例如2012年3月以來，一些不法分子在互聯網上編造、散布“軍車進京、北京出事”的謠言，造成了惡劣社會影響。

公民新聞在中國的發展依然處於初級階段，存在著種種問題和矛盾，就目前而言，公民新聞傳播者的媒介素養還不夠高，其信源的可信度不夠高，虛假信息泛濫，新聞媚俗現象相當嚴重，管理和把關方面也存在著諸多漏洞，而且公民新聞在今后的發展中還將會遇到新的問題。公民新聞如何實現社會效益最大化依然是個很重要的問題，需要各個部門以及普通民眾的努力配合和互相監督。

（作者簡介：王一麗，商丘師范學院新聞傳播學院教師，碩士，主要從事新聞學研究） 

參考文獻：

[1] 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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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小冬.“草根媒體”轉變為“主流話語平台”——從“躲貓貓”事件看網絡監督力量[J].新聞愛好者,20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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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張名章.網絡傳播中公民新聞的崛起與啟示[J].溫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7(4).

[6] 劉超,金柔雅.公民新聞:構建一種新的傳播范式——從傳播學視角看公民新聞[J].新聞世界,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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