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價值觀:將顛倒了的生產—消費關系和城鄉關系再顛倒回來
表現“中國”,卻選擇了“吃”,仿佛很庸俗﹔而這裡面的“吃”,主要是普通勞動者和食物的關系,不是宣揚名品特產和名人的結緣﹔即便是名品、地方特產,也不是著力刻畫其名頭,只是平實地講述勞動者在採集、種植、收獲與加工食物中的辛勞、智慧和情感。所有這些,從著眼點上,就已經將藝術之根深深扎在了泥土中,體現了本真的勞動—消費關系與城鄉關系。
(一)勞動得到禮贊,普通勞動者成為主角
這種體現,在人物上便是普通勞動者,而且是以農民為主的普通勞動者成為了節目的主角。
當今社會被思想家認為是“消費社會”,整個社會是以消費能力的高低來評價人的身份地位的高低,在很多人的認知中,一個人消費能力的高低與個人身份地位的高低成正比例關系。於是,整個社會竟出現了嘲笑生產勞動、膜拜消費的現象。於是,消費能力強的歧視消費能力弱的,如果是整天生產勞動,卻沒有金錢用來消費購物是被人看不起的﹔而大肆消費購物但不用從事生產勞動或很少需要勞動的人,卻是商家爭搶的對象,是大眾傳媒消費購物節目、奢侈品廣告、影視劇所極力贊美或表現的對象。“至少在西方,生產主人公的傳奇現在已到處讓位於消費主人公。……所有這些偉大的恐龍類之所以成為雜志和電視專欄的中心人物,是因為他們身上值得夸耀的總是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的生活”[2]。消費成為了神話,變成了社會進行自我表達的方式,變成了個人價值的體現和身份地位的劃分標准,具有社會一體化的力量。“當然,駕駛兩馬力車子的富人不再令人贊嘆,但卻更加令人難以捉摸了:通過消費的方式,通過風格,他與眾不同,獨樹一幟。從炫耀到審慎(過分炫耀),從量的炫耀到高雅出眾,從金錢到文化,他絕對地維系著特權。[2]”然而,這是一種異化,本應是一種基本生存需要滿足的異化,也是人的異化。此時,“在這裡關鍵的並被悲劇性地展現給我們的,是異化了的人決不只是一個衰竭了、貧乏了但在本質上仍完整如故的人——而是一個顛倒了的人、變成了惡、變成了自己敵人的人、反對自己的人。[2]” “消費並不是普羅米修斯式的,而是享樂主義的、逆退的。它的過程不再是勞動和超越的過程,而是吸收符號及被符號吸收的過程。[2]”在這一消費社會的成型過程中,大眾傳媒和人們集體意識的相互作用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果沒有‘集體意識’中對享樂的預料和自省式協同增強作用,消費就隻會是消費而不會具有社會一體化的力量。它就隻會是一種比以往更富有、更豐饒、更加分化的生存模式而已,而不會獲得比以前它曾經具有過的更多名義,即沒有任何東西把那曾只是一種生存方式(吃、喝、住、穿)或特權階級的奢侈花費(項鏈、城堡、珠寶)指定為集體價值、參照性神話。[2]”
遺憾的是,這種被西方先哲所極力批判的現實,在今天中國的社會生活中也出現了,這種對消費的正面的大量的呈現,在中國大眾傳媒中也比比皆是,今天大量的電視購物節目、商品廣告宣揚的是高檔品牌的化妝品、服飾、汽車,大量休閑旅游節目、生活服務類節目面對的是有強大購買力的人群。與此同時,普通勞動者所迫切需要的實用信息、和他們生活水准相應的服務,卻很少有媒體去做。這種以消費凌駕於生產之上的關系在城鄉關系的體現,就是對具有高購買能力和消費能力的城市的禮贊,對具有較低購買力的農村農民的忽視與矮化。這樣的關系在廣電節目生產的體現是,廣電媒體大量制作的是面對城市市民生活方式、生活水准的節目,而和農業、農村、農民有關的並且是為這三者服務的節目卻是鳳毛麟角——比如,幾乎所有的省市廣播電台都有交通廣播,為有車(私家車)一族提供交通路況信息,但是,全國開設農村廣播的電台卻屈指可數﹔幾乎所有的省市電視台都有各種適合城市市民欣賞口味、生活水平的各類頻道和節目,與此同時,全國省市台加在一起卻隻有幾個三農頻道。對照我國巨大的地區差異、城鄉差異,原因大概不難找出——在我國,城鄉差異,事實上往往意味著在總體上城市人口的收入和購買力遠遠超出農民的收入和購買力。而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在“企業化運作”的現實當中,廣播電視媒體是要靠廣告和其他經營收入來生存的,在這種情況下,佔全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村人口在電視新聞節目之外的電視熒屏上就很少呈現。
而在《舌尖上的中國》中,普通勞動者,尤其是遍布於中國各地鄉村、小鎮的各民族的農民、漁民、山民、牧民等等——這些用自己勤勞的雙手為自己為家人也為社會釀造甜蜜生活的勞動者,完完全全佔據了整個節目,而且是主角。不僅如此,第一集結尾,解說詞明確說“當我們遠離自然享受美食的時候,最應該感謝的是這些付出勞動和智慧的人們,而大自然則以她的慷慨和守信作為對人類的回報和獎賞。”這種對勞動的禮贊,則迥異於部分風光獵奇式的涉農節目,更迥異於某些勞動者進行刻板化呈現的報道。這是種對生產勞動的禮贊,體現了本真意義上的生產—消費關系,而因為這些美食的提供者主要是農民,體現了對農民的敬意和愛,這也是對長久以來以被顛倒了的城鄉關系的反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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