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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冕之王是怎樣失去衣服的?【2】

胡泳

2014年04月16日16:29    來源:新聞愛好者    手機看新聞

褪去華服的第二隻手:數字化

脫去無冕之王華服的第二隻手,叫作數字化。

1995年9月底,在北京東城逼仄的淨土胡同粗陋的編輯部裡苦干了一個月之后,我在清華大學當老師的一位親戚邀我去他那裡上網。上網?這個“網”是什麼東西?“上”了以后又能干什麼呢?我至今清楚地記得打開位於清華大學工程力學系的那台主機時的情景:我感到醍醐灌頂、靈魂出竅,如果我的生命中曾經有過“天啟”般的時分的話,那一刻就應該算是了。

科幻小說家布魯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的描述如此契合我的心境:“每次打開Internet,我總是陷入發現的狂喜。就好像火山灰覆蓋的陰冷之地突然爆裂,從中走出盛大的狂歡節游行隊伍。”與互聯網的第一次親密接觸,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隨著我對互聯網的認識越來越強烈,我想向中國人介紹網絡之種種熱情也日益高漲。1996年1月,我一口氣寫了一篇萬字長文《Internet離我們有多遠?》,是時,北京電報局擁有1000個左右互聯網用戶,其中個人用戶300個。文章在《生活》發表后,我接到一個陌生的電話,自稱是海南出版社的,希望我能將這篇文章擴展一下,出一本有關網絡的專題著作。我說我特別想寫這本書——這就是1997年初出版的《網絡為王》,它是第一部向中國人全面介紹互聯網的書。在我潛心寫作《網絡為王》時,海南出版社正在整批量大規模地引進海外版權書。他們請我幫忙看看什麼樣的書值得翻譯引進。我們一起去版權代理公司看英文樣書的時候,我發現了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寫的Being Digital,盡管這本書混雜在很多書中,但我一眼就選中了它。

首先打動我的是尼葛洛龐帝講的一件軼事:

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一天,美國某集成電路制造公司的總部,來了一個中年男人。“我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來參觀你們公司。”

“好的,請登記。”前台小姐禮貌地說,“順便問一下,您隨身攜帶手提電腦了嗎?”

“當然。”男人從包裡拿出一部PowerBook。

“那麼這個也要登記。”前台小姐拿出本子開始記錄,“它值多少錢?”

男人回答,“大約值100萬到200萬美元吧。”

“這不可能!”前台小姐大吃一驚,“這玩意兒最多值2000美元。”

“當然,你說的是原子的價值,也就是這台機器本身。”男人心想,“而我所說的價值,是它裡面的‘比特’。原子不會值那麼多錢,而比特卻幾乎是無價之寶。”

如此珍貴的比特到底是什麼呢?“比特沒有顏色、尺寸或重量,能以光速傳播。它就好比人體內的DNA一樣,是信息的最小單位。”仿佛是為了說明比特的神奇,尼葛洛龐帝接下來講了另外一個故事:他到加拿大寶麗金公司參加一個高級經理人研習會。為了讓大家對未來一年的計劃有一個整體概念,公司展示了許多即將發行的音樂作品、電影、電子游戲和搖滾樂錄像帶。不幸的是,部分包裹被海關扣了下來。同一天,在旅館的房間裡,尼葛洛龐帝卻利用互聯網把比特傳來傳去,送到麻省理工學院和世界其他地方,同時接收各地來的東西。他驕傲地宣稱,“我的比特完全不會像寶麗金的原子那樣,被海關扣留”。

尼葛洛龐帝把上面這些有關比特的經歷寫在Being Digital的開頭章節,用來闡釋自己對未來的設想:“Move bits,not atoms.”它們一下子就攫住了我,我站在版權代理公司的幾大排書架前,讀這本書讀得入了迷。

比特替代原子,個人化雙向溝通替代由上而下的大眾傳播,接收者主動地“拽取”(pull)信息替代傳播者將信息“推排”(push)給我們,電視形存神亡,將被一種看起來是電視但實際上是電腦的數字設備所取代,游戲與學習的邊界將因為網絡的出現而逐漸模糊,在一個沒有疆界的世界,人們用不著背井離鄉就可以生活在別處……對於一直生活在大眾傳媒的信息壟斷中的人們(我自己學的和干的就是大眾傳媒),這一切如此新奇如此令人神往。

實際上這本書1995年已經在美國暢銷,但我當時並不知道,我只是憑借一種直覺選中了它。我的感覺強烈到可以停下自己手中正在寫的《網絡為王》,而一定要先把這本書翻譯出來,而且隻用三周的時間。拿到尼葛洛龐帝的書,我想起了嚴復的《天演論》:《天演論》在當時的英國不是一本特別優秀的書,赫胥黎在英國的思想家中也並不算舉足輕重之輩,但嚴復把《天演論》介紹到中國時,中國恰好處在救亡圖存的關鍵時刻,“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念一下子就撥動了中國人的心弦,所以這本書反而成了仁人志士必讀的“聖經”。我幾乎是不由自主地對尼氏的書做了一些“技術”處理,把它翻譯成《數字化生存》,並著意將“計算不再隻和計算機有關,它決定我們的生存”這樣一句話打在封面上——可能中國從來都比較需要關於生存的討論,因為我們從來都有大國情結和憂患意識,總是被奮發圖強的念頭所激勵著。某些特殊字眼比如“生存”“較量”和“球籍”總能挑動中國人敏感的神經。事后想來,這也緣於20世紀80年代我接受的啟蒙教育。

“《數字化生存》在中國出版以來,書中的思想和語匯通過二度和三度傳播,早已到了為我們‘日用而不知’的地步。一個今天第一次閱讀這本書的人是無法想象它對於第一批中國讀者的刺激力的。”

我被這種刺激力激動得枕席難安,以至於我很快變成了一個尼葛洛龐帝所說的“數字化樂觀主義者”,眼中隻有“閃閃發亮的、快樂的比特”。

眾聲喧嘩的時代,鐵匠何為

十余年來互聯網的高速發展,開始給我們的社會構成留下明顯的印跡。我當然也不復原來那種簡單的樂觀。

朱雨晨用“天足”與“裹足”的不同來形容一代媒體人的變化,其實,在互聯網思想界,早有人用另外一組比喻來強調“數字化代溝”的出現:互聯網造就了所謂“數字化土著”(digital natives)和“數字化移民”(digital immigrants)的區別。前者根本就是與科技一起誕生的,也一起長大,通過同化過程,早就視科技為他們生活環境的環節之一,與周遭的其他事物融為一體。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對許多孩子而言,使用電腦就好像呼吸一樣自然。而后者對科技卻必須經歷截然不同且較為艱難的學習過程。他們好像現實世界中新到一地的人,必須想出各種辦法來適應面前的嶄新數字化環境。

正是因為新的“代溝”——它分開的不是兩群年紀不同的人,而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的出現,我們進入了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政治精英、經濟精英與文化精英都要學會面對網絡時代的眾聲喧嘩,把架子放下來,所以媒體人在這個時代的轉型的痛苦,實際是整個精英世界崩塌的一部分。

對於媒體人的痛苦與救贖,我常用的比喻是:“鐵匠在啤酒中洒下眼淚,悲嘆自己沒有辦法在鐵路時代賣馬蹄,但是這並不會使他們的馬蹄更受歡迎。那些學習變成機械師的鐵匠才會保住自己的飯碗。”

學習變成機械師的第一步,首先是克服自己對“打鐵”的偏愛。那些持專業化觀點的人,很難理解非專業制造的一些東西怎麼可能影響到他們。媒體行業裡有一種自戀的偏見﹔他們認真對待過的威脅僅僅來自其他專業媒介出口,無論是報紙、電視還是廣播電台。當業余愛好者開始自己制作內容,這種偏見令媒體進行了錯誤的防御。全世界一些頂尖的媒體人都不太能夠理解這些變化,更不必說作出應對了。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呢?答案同專業化的自我定義的實質有關。

蕭伯納有句話:“所有的專業都是針對普通人的陰謀。”克萊•舍基對何謂專業有一番解讀,對思考媒體的專業性很有啟發意義,簡單概括如下。

有關專業的第一條法則是:每項職業的存在都是為了解決一個要求某種專業能力的難題。駕駛一輛賽車需要特殊訓練,因而賽車駕駛者是專業人員。駕駛一輛普通汽車則不要求其駕駛者屬於任何職業,因為它足夠簡單,大多數成年人隻要接受一點點訓練就能上手了。大多數職業存在是因為某種稀缺資源需要持續的管理:圖書管理員負責整理書架上的書籍,報紙的管理者負責決定哪些內容發到頭版。在這些案例中,資源的稀缺導致了對專業階層的需求——圖書館的數目總是遠小於其讀者之數,頻道總是太少而觀眾太多。在這樣的情況下,專業人士變成了看門人,同時提供和控制有關信息、娛樂、通信或其他短效商品的通道。

將某件事稱為一項職業,意味著要去定義它不僅僅是一份工作的那些地方。以報紙為例,職業行為不僅受商業規則指導,還應符合一套額外的標准,諸如報紙是什麼、報紙應該雇怎樣的人和怎樣運營、什麼是好的新聞,等等。這些標准並非應顧客而是應行業裡其他專業人士的要求執行的。

由此可以導出有關專業的第二條法則:任何職業的關鍵在於其成員之間的關系。因為在一個行當裡,成員們只是部分地以為公眾服務為指針。如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家詹姆斯•Q.威爾遜(JamesQ.Wilson)在他的權威著作《官僚體制》(Bureaucracy)中所指出的:“專業人士是這樣一種人,他們從參照群體獲得重要的職業性回報,這個群體隻接納有限成員,每個人都必須接受過正式的專業化教育,並且接受這個群體對於正確行動所定義的守則。”很長的一個定義,但其中兩個關鍵點適用於新聞記者(還有律師和會計師):一個專業人員學習的方式使他和人群中的大多數區別開來,當考慮怎樣完成他的工作的時候,他關注同行們的評價和客戶評價一樣多,或者關注前者比后者更多。

第三條法則:一項職業,對於其成員會變成理解他們所處世界的一種方式。專業人士通過同職業內其他成員創造的鏡頭看世界。對於新聞記者來說,普利策獎(Pulitzer Prize)的報償主要在於其他專業人士的認可。

很多時候專業評價的內在連貫性是好事情——我們不僅想要高標准的教育和能力,我們還希望這些標准是由同職業其他人士產生和貫徹的,這樣一個體系幾乎就是對於職業化的定義。不過有時候,職業化觀點可能造成不利,阻止了最關鍵的利益攸關方——恰巧是專業人士自身——理解有關他們職業的重大結構性改變。特別在一個職業基於某種資源稀缺而產生的情況下,比如圖書管理員或電視節目制作人,相關職業人士通常是最后發現這種稀缺已經成為過去的人。

第四條法則:任何職業,尤其是那些已經存在很久、讓人們感覺它們似乎從來都在的職業,其成員們有一種傾向,將對於特定問題的臨時解決方案等同於有關世界的深刻事實。不僅今天的報紙如此,幾乎全媒體行業都是這樣。近年來傳播成本的瓦解使媒體行業損失慘重。從前把文字、圖像、聲音從創作者送到消費者那裡是很困難的,無論是做印刷出版還是唱片發行,多數媒體企業都涉及對於信息傳輸問題的昂貴和復雜的管理。因為幫助解決了那些問題,媒體企業得以實現對於各種媒介的相當控制,並從公眾那裡獲取可觀的利潤。大多數媒體企業的商業化生存依托於提供上述解決方案,因此,保留原始的問題變成了一個經濟上的誡命。然而現在生產、復制、發行的問題都大大簡單起來。結果,對媒體的控制不再完全掌握在職業人士的手中。

今天,每個擁有電腦的人都有了不受限制的完美的復制能力,有形的紙媒變成僅僅是臨時的解決方案,紙媒的老一套——重大新聞與星座運程和分類廣告堆在一起——已經終結了。互聯網所引入的未來是出版的大規模業余化(mass amateurization),以及從“為何出版這個”向“何不出版這個”的轉變。大規模業余化給傳統媒體提出了問題:“當復制和發行的成本消失時情況會怎樣?當出版變得完全普通,因為用戶自身都能做到,情況會怎樣?”我們已經開始看到,這個問題正在得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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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張玉瑤(實習生)、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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