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冕之王是怎樣失去衣服的？【3】

到不久以前，“新聞”還隻意味著兩件不同的事——有新聞價值的事件和新聞媒體所報道的事件。在此環境中，判定一件事是否新聞靠的是職業判斷。關於這種體制一直存在不滿，比如媒體報道的一些事件不具備新聞價值（如政客參加剪彩典禮）和有新聞價值的事件未被報道或者報道不充分（每個人都一定能說出好幾條）。不過盡管有那些抱怨，新聞價值和出版之間的基本鏈接繼續存在，因為在過去似乎沒有別的選擇。這個鏈接現在中斷了。從現在開始，新聞可以不借助傳統媒體而闖入公眾的視野。真的，新聞媒體現在往往因為某件事已經通過其他途徑闖入公眾視野而隻好報道它了。

許多人抱怨網絡的亂象，他們正確地懂得每個互聯網信息出口的可信賴程度要低於歷時已久的媒體。許多專業媒體人對專業門檻的坍塌感到憤怒和不解，他們無法忍受信息世界的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然而他們沒能懂得的是“自出版”的輕易程度，這意味著更大數量的信息出口。同一個想法發布在幾十個甚至幾百個地方會有一種放大效應，能勝過較小數目的職業化媒介的觀點（這倒不是說單純重復就能使一個想法變得正確﹔業余出版甚至比傳統媒體更依賴糾錯式論証）。這個變化不是從一種類型的新聞機構移動到另一種類型，而是新聞的定義發生了改變：它從一種機構特權轉變為一個信息傳播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各種正式的組織、非正式的集體和眾 多個人都雜處在這個生態系統當中。

Media，而不是Message

通常情況下職業性的自我設想與自我保護是有價值的，但卻可能在許多革命性時刻變成不利因素，因為職業人士總是會擔心他們所從事的職業可能受到威脅。多數情況下那些也同樣是對社會的威脅﹔我們不願意看到成為外科醫生或飛行員的標准有任何鬆懈。然而有些情況下，威脅一種職業的變革可能對於社會有利，例如印刷機的推廣使用。即便是這種情形，職業人士通常更關心的是自我保護而不是社會進步。過去的遺產現在卻成為瓶頸。

新聞記者的特權基於先前出版資源的稀缺。從前容易確定出版商是誰的時候，也容易確定誰是新聞記者。我們可以將他們看作一個職業（因而也是小眾的）類別。然而先前的稀缺已經不復存在了。由於新近出現的豐富的出版選擇，可能與新聞報道關聯的媒介出口變得越來越多——從前是報紙和電視，現在有了博客、視頻分享、微博客、社交媒體，等等。所有后面這些新的出口與傳統媒體出口大有不同，因為它們不存在內置的稀缺性質（built-in scarcity）。每個人都能成為出版人了（並經常這麼做）。

這裡顯現的模式很簡單——像“新聞記者”這樣看上去固定、持久的職業類別，與之緊密聯系的卻是因印刷裝備費用造成的偶然稀缺。有時這種稀缺的歷史達幾十年之久（如攝影師的例子），甚至幾個世紀之久（如新聞記者的例子），但它仍然只是偶然性的，而當某種稀缺逐漸消除時，看上去穩定的職業類別則失去了依據。這不是說職業新聞記者和攝影師不存在了，但它的確意味著，職業和業余兩個群體之間的主要區別已經消失了。曾經的斷層現在隻表現為一個緩坡。

當出版變得毫不費力時，決定出版點什麼並不是個重大的事情。因為資源稀缺，出版曾經是嚴肅的職業，而對於不感受這類稀缺而成長的一代，寫出來的字自身並無特別意義。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指出，雖然水比起鑽石對於人的生命要遠為重要，因其稀少，鑽石卻遠較水昂貴。現在，鑽石終於跌到了水價。如果每個人都能做某件事，則無論它多麼重要，都已不夠稀罕，而不能讓人為它掏錢。

20世紀的媒介作為一種單一事件發展著：消費。在那個時代，鼓舞媒介的問題是：“如果我們生產得更多，你會消費得更多嗎？”曾經對於這個問題的普遍回答都是“是”，因為人們平均每年都會消費更多的電視資源。但實際上媒介就像鐵人三項運動，有三種不同的事件：人們喜歡消費，但他們也喜歡創造和分享。

我們總是喜歡所有這三種活動，但直到最近為止，大眾媒介依然隻回報其中的一種。喜歡創造的意思是：“看我做了什麼！”喜歡分享的意思是：“看我發現了什麼！”到21世紀，我們終於有了除能消費外還支持創造和分享的媒體，在將一個世紀主要用於媒體消費之后，另外兩種能力重現了。

因為我們正在越來越多地創造和分享媒介，因此我們不得不重新學習這個詞能代表什麼。“媒介”（media）簡單而言就是任何傳播中的中間層，無論它如字母表般久遠還是像手機般現代。它也是人與人之間的中間層，所以我們強調其中的創造和分享潛力。

最直接並相對中庸的媒介定義則是過去盛行多年的來自媒介消費模式的概念：媒介涉及商業的集合，從報紙雜志到廣播電視，媒介用特殊的方式來創造材料、用特殊的方式來賺錢。然而今天，我們不能僅僅使用“媒介”一詞來指代這些過時的商業模式和內容材料。我們平衡消費與創造和分享的能力以及彼此聯系的能力，正在把人們對媒介的認識從一種特殊的經濟行業轉變為一種有組織的廉價而又全球適用的創造和分享工具。

行文至此，想起多日前我和岳路平在微信上就藝術進行的一番對話。看似談藝術，實際上對媒體人也非常切題。路平認為，如果在“藝術家序列”觀察，陳丹青是最重視“Message”的，蔡國強和徐冰是最重視“Media”的，所以陳丹青比較受“啟蒙性很強”的記者、作家喜歡。因為中國的作家和記者幾乎都對Media的設計、生產和再生產麻木，非常迷戀Message。

路平接著說，他不看好過度注重Message的藝術家。他對艾未未有個酷評：“艾未未是一個最狡猾的藝術家（當然他自己也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艾未未的行動的有效性幾乎都來自Media，但是大家誤以為是Message。”

其實，今天，舊媒體人、新媒體人、自媒體人也是一樣，行動的有效性都來自Media而不是Message。路平說，作為一個媒介革命者，不能有舊Message的鄉愁。這也是我為什麼一直在說，今天的新聞教育，不能進行新聞理想的教育，而必須進行新聞理想破滅的教育。

“Move bits，not atoms.”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