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冕之王是怎樣失去衣服的？

2013年8月的最后一周，我應邀擔任騰訊微博客座總編輯，其中有一個環節是“總編三人行”，由我邀請新媒體藝術家岳路平和自媒體行動者“濾鏡菲林”一起對熱點事件進行新媒體式的解讀。我們在談到傳統媒體的轉型問題時，岳路平斷言：“我覺得要把傳統媒體改造成新媒體，就像要把恐龍改造成黃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讓傳統媒體去死吧。給它們一個體面的葬禮、一部體面的歷史就可以。”后來我們的對話以《傳統媒體：知識的殯葬業》為題發在微信上，在被“濾鏡菲林”這位《南方周末》前記者轉給傳統媒體朋友看時，遭到痛罵。

“2013安平中國·北京大學公益傳播獎”設立了一個自媒體創新獎，9月底結果揭曉，《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朱雨晨對其提出質疑，由此在北大的一個公益微信群裡引發了一場有關傳統媒體和傳統公益何去何從的討論。岳路平不改初衷，以進化論式的邏輯，宣稱新媒體與新公益是另一個新世界，“在大家或主動或被動地從原子世界向比特世界遷移的路上，誰會被淘汰？”

朱雨晨用一組妙喻來形容這個其實有點殘酷的淘汰過程，就是“天足”“裹足”與“解放腳”。面對互聯網，“我們這一代媒體人，本質上是‘天足’和‘三寸金蓮’之間的過渡狀態。所以，可謂之‘解放腳’”。

在如此邏輯與比喻的背后，其實有一種殘酷性在。一代媒體人的“過渡”，必定充滿惶惑、焦慮與痛苦。我想以我個人20余年的經歷，來做點現身說法，就此梳理一下這個“過渡”過程，自認為對這種“過渡”起碼有些經歷，也有些感觸。

說到經歷，我算“戴著鐐銬”跳了很久的“舞者”，也算略通中國所有新聞編輯部的必備運動項目——“打擦邊球”。在人民日報和CCTV的大院裡都待過，也做過中國最早的市場化媒體之一《三聯生活周刊》，然后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大肆鼓吹互聯網，在2000年Nasdaq崩盤前夕離開傳統媒體去做網站，親身體會了被我稱之為過去35年中國媒體變化的兩大驅動力：一是商業化，二是數字化。

這裡有大時代的變遷，也有個人職業選擇的興衰。我在20世紀80年代立志做記者的時候，一支筆似乎還有神奇的力量，整個國家也處在一個“純真年代”，人人都懷有熱切的希望，使命和理想都還是響當當的褒義詞。然而，等到世紀之交的時候，無論在個體還是國家層面，這種盛況都不復存在。2003年，我給《經濟觀察報》的一篇專欄文章中寫道：“說到傳統的媒體工作者，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們的物質收益會下降，精神收成也會大大歉收。可能他們會發現，多年以來大家說他們是無冕之王，現在，大家會說這個無冕之王是沒有穿衣服的。”

無冕之王到底是怎樣失去衣服的呢？

褪去華服的第一隻手：商業化

褪去無冕之王華服的第一隻手，叫作商業化。

在1992年之后，中國把經濟發展放在壓倒一切的位置上，在媒體中，出現了日益強勁、有潛力帶來巨大變化的商業化力量。國家支持的減少，意味著新聞機構要為讀者和廣告而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媒體第一次被當成商業來經營。這一變化，既有深刻的經濟影響，也有不小的政治意義。

我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加入《三聯生活周刊》（老周刊人親切地叫它《生活》）的時候，此前的首任執行主編錢鋼曾提出“三界共生，系統運作”，即依靠新聞界、文學界和學術界，共同打造一本品質優秀的新聞周刊。“其辦刊過程，將是融合‘三界’優長，改變學科思維習性，推動人才相互砥礪、相互激發，形成新的共生群落的過程。”這個充滿人文色彩的理想，在商業化的大潮之下，顯然沒能實現。

“三界共生”成為泡影之后，《生活》十年完成的轉型，是由精英文化本位到大眾文化本位也就是消費文化本位，這正是大眾媒體發展的內在邏輯所決定的。因為大眾媒體是市場的產物，而市場告訴我們說，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眾文化比精英文化更為有力地參與著對中國社會的構造過程。在這種情況下，三聯書店原有的文化積澱變成了某種包袱甚至“污染源”，要文化還是要新聞（更准確地說，是社會新聞）成了問題。編輯部當然有論爭，主創者的個人好惡也對雜志方向的偏移產生了影響，但從根本上來說，是時勢最終驅使《生活》走向新聞化：開始是“法制文學”，更直接的界定是“黃賭毒”﹔接下來是貪官，是對權力及其運作的觀察﹔再接下來，是娛樂、體育、消費，等等。

1995年以后，《生活》曾經長期蟄伏在北京東城區的一個小胡同裡，胡同的名字叫作“淨土胡同”，那是一個給《生活》的許多記者和編輯都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地方。“淨土”，雖是巧合，卻似乎很能涵蓋當初卷入《生活》創刊過程的一群理想主義者欲為這本雜志框定的場域。隻不過事情的發展超乎預想，《生活》在實踐中經歷的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走出淨土”的過程。對三聯這樣的精英文化重鎮來說，駐守淨土似乎並不太難，但要走出來，則需要脫胎換骨。

走出來以后，又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呢？按我的總結，會遇到“兩個P”的對抗，一個叫作propaganda（宣傳），另一個叫作profit（利潤）。依我的看法，這是大眾文化年代所有的中國有志媒體都會遇到的一對深刻矛盾。

在此情況下，中國的大眾媒體扮演著復雜的角色，正如《南方周末》前負責人所說，辦《南方周末》是在解一道“三元方程”，這“三元”是：是否符合政策環境、是否符合市場需求、是否符合新聞人的理想且對得起大歷史。在中國，這份最為大膽的、被普遍認為代表自由派立場的報紙中，政策的考量依然壓倒市場的追求。

就在這樣的場景之中，網絡闖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