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似梅花香自骨——東華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王梅芳【2】

冰姿皎皎，於學術園地展露清芬

“《輿論監督與社會正義》展示了近年來我國新聞輿論監督的眾多精彩案例，又從價值觀念、社會轉型等理論層面進行深入分析，是我國輿論監督研究的一項新收獲。值得特別指出的是，該書獨辟蹊徑，將輿論監督與社會正義聯系起來，准確地把握住了輿論監督在歷史發展中的脈絡﹔其間新意迭出，令人回味。”

——羅以澄[1]

“作者把輿論監督拉出新聞的范圍，把研究的視野拓寬到人類社會的發展和人自身的發展這樣的精神層面文化層面，就使輿論監督的意義跳出了專業范圍，成為一種文明的象征和文明的標志。這一研究思路也為輿論監督的研究和新聞學的研究打開了一扇大門，使人們從技術的視野、工具的視野走進了文明的視野。”

——張昆[2]

作為一個面向社會的思考者，而非背對社會的書齋式學究，王梅芳始終對變動不居、復雜紛紜的社會生活充滿興趣，始終保持介入現實、面對現實發言的姿態，她的學術敏感總是和最鮮活的社會生活聯系在一起。了解王梅芳的專業選擇以及學術旨趣，就可以看到她在個人性與公共性之間、在歷史性與現實性之間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

當有訪者問“你為什麼選擇這個專業”時，她回答說：我的學習成長經歷緊緊地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腳步。那個時代既革命又浪漫，充滿著憧憬。高中畢業后我想過到呼倫貝爾大草原策馬揚鞭，想過穿一身綠軍裝英姿颯爽……最后成了上山下鄉的知青。1978年中國恢復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全國統考上了大學。這一年，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元年，既是中國國家命運的轉折點，同時也是許多中國人個人命運轉變的開始。我是這一歷史巨變中的一分子，我選擇這個專業，一是因為當時中國整個氣氛有點“神州風揚”的意味，政治上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撥亂反正﹔思想上，真理大討論，全國科學大會召開﹔文學上大聲呼喚人的尊嚴、價值、權利，幾乎每一部作品的出現都會引起轟動家喻戶曉﹔與此同時，郭沫若的《科學的春天》、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等文章，張揚著擁抱科學、崇尚知識、追求理想的精神，“春分剛剛過去，清明即將到來。‘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這是革命的春天，這是人民的春天，這是科學的春天！讓我們張開雙臂，熱烈地擁抱這個春天吧！”這些句子到現在我還記憶猶新。而這一切都是透過當時的媒體輿論滲入人們的心靈，形成社會風貌。二是未來職業的想象，在以上波瀾壯闊的大圖景中，可以想象當一名記者該多麼神奇。這種想象現在想來，也是一種青春的律動吧。

當然，大學畢業分配她沒能當上記者卻當上了新聞傳播學的大學教師。從此，她帶著一如既往的理想主義者的熱情，展現著面向現實生活的開拓姿態。世紀之交，中國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戰略下，經過多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物質文明水平已經得到了明顯的提升，但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設卻明顯滯后。 

包含強烈實用主義傾向、經濟學意義上的“效率優先”成為社會發展絕對尺度，作為社會制度建設精神指向的“社會正義”卻不時成為無法兼顧的“代價”，成為被擱置的問題，社會不公、權力越界的情況時有發生。當時，雖然黨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中已經多次提到要重視“輿論監督”，但在實踐中要加以落實還是舉步維艱，而學界對“輿論監督”的理論研究尚在破冰之初。“社會正義”對於社會的持續平衡發展的意義是否比“效率”更深遠？輿論監督與社會正義的關系究竟如何？輿論監督在社會發展和人自身的發展過程中起著何種作用？輿論監督的價值意義究竟是什麼？帶著對現實的困惑，王梅芳開始了她對“輿論監督”“社會正義”及相關問題的探索和思考。

王梅芳選擇的研究方向是獨辟蹊徑的，她的研究思路同樣別具慧心。在實際生活中，輿論監督通常被有關部門作為解決某項工作的宣傳工具，或是被大眾作為對某些社會現象發泄不滿情緒的渠道。但王梅芳認為，這樣理解輿論監督遠遠不夠。她的研究思路誠如張昆教授所稱許的：“把輿論監督拉出新聞的范圍，把研究的視野拓寬到人類社會的發展和人自身的發展這樣的精神層面文化層面。”王梅芳指出，輿論監督是推動傳統官本位社會向現代公民社會（或曰官本位文化向現代公民文化）轉型的重要力量，健全的輿論監督是一個現代的和諧社會的必要標志。輿論監督無論是作為一種政治管理機制、社會平衡機制還是文化建設機制，它的基礎都是社會正義。作為一種引導人類生活和諧化、完美化的精神性向度，社會正義關注的是社會體系是否合乎人性的要求，其意義在於變革、建構社會合作體系，為人的幸福生活提供條件和保証，即以人為主體的社會價值追求。任何的正義問題都具有社會性，因而都可以稱之為社會正義問題。而輿論是公眾的意見，輿論的背后潛藏著公眾對社會價值尺度和運行方向（亦即“社會正義”）的內在要求，輿論監督是公眾用輿論的方式監督社會，那麼公眾作為輿論監督的主體，其公民意識的覺醒、成熟和完善對於輿論監督的質量、對於社會正義的實現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研究過程中，王梅芳查閱了大量一手資料，精心搜集從改革開放到世紀之初的許多案例，從渤海二號、南丹礦難到孫志剛事件、長沙戒毒所案……豐富的現實案例為她的理論闡述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她一方面尖銳地指出在輿論監督的路上有太多的鮮血、太多的眼淚和太多的羈絆﹔另一方面，她從“鮮血”“眼淚”和“羈絆”背后，揭示出社會正義通過各種媒體平台以輿論監督的方式得以伸張的曲折過程，揭示出輿論監督對於廣大公眾的意義在於可以啟發、倡導和強化其公民意識，輿論監督對社會公眾的價值指導作用將超出其對現實生活的批評作用。她指出，社會正義是從理想和精神的意義上引導人類社會向善向美，輿論監督是在現實的層面上規導和匡正社會的非義和不諧。“輿論”本身就是具有道義力量的價值評價，輿論監督是輿論的重要功能，輿論監督的健康發展、正義觀念的深入普及，最終將使輿論監督提升為一種文化力量，甚至成為一種文明的標志。這些理論思考和觀點，之后在黨的十七大報告和十八大報告中所提出的加強公民意識教育、樹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理念，並堅持維護公平正義的表述中都得到體現，無疑顯示此項研究的前瞻性和鮮明的時代性。

從最初對社會現實的某種困惑對未來的某種期待開始，到從價值體系、現代性、社會評價等多角度進行透視，從新聞傳播學、倫理學、政治學、法學等多學科交叉剖析，王梅芳的“輿論監督與社會正義”研究過程充滿了困難也充滿了她自己所說的“探索的樂趣”。作為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規劃項目，她在學術論著《輿論監督與社會正義》中以輿論監督為主線，將媒體理想、公眾參與、社會正義之間關系進行立體勾連，在文化層面、理論層面倡揚輿論監督的價值意義，可謂開經展脈、釋冰留香。但是，書稿得以付梓，是有曲折的，回想這段經歷，王梅芳說：“那時政治文明程度不高，社會對輿論監督的認識有誤區，一般認為輿論監督就是負面報道，出版社開始不敢出，並要求把其中的案例刪除掉，認為是暴露了黑暗面，甚至要把輿論監督與中國傳統文化一章去掉，認為太敏感。其實，換個角度，這些曲折何嘗不是當時公眾的輿論監督在公權面前難免遭遇的尷尬和困難呢。”

如今，十多年過去了，輿論監督已經成為啟迪公民意識、維護公民權利的重要力量和途徑，輿論監督也已不僅僅是黨和政府工作報告中頻繁出現的關鍵詞，政府不再是僅僅被動地接受輿論監督，而是越來越主動地搭建各種媒體平台為輿論監督創造條件，從而使輿論監督日益成為政治文明建設的有效保障，事實印証了王梅芳教授當年的思考，也彰顯了她在學術上的敏感和遠見。正如張昆教授所說，《輿論監督與社會正義》所做的應當是屬於“有思想的學問”[2]。

時尚需要傳播，流行離不開展示。時尚傳播研究的提出是王梅芳教授開拓的新聞傳播研究的新領域，是她敢為天下先的又一重大創新。

——童兵

2006年作為新聞傳播專業學科帶頭人被引進到東華大學人文學院以來，王梅芳在致力於傳播學專業建設與學科發展的同時，又開始思考著新的研究方向。憑借對變動不居的社會文化現象一如既往的興趣和敏感，她認為，時尚是植根於生活世界的新靈感，是社會意義的源泉，能夠最鮮明地反映時代的精神和面貌，也是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載體﹔“時尚文化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是中國社會最活躍，表現形態最生動的社會文化現象。伴隨著市場經濟的開放、消費文化的興盛和大眾傳播事業的發展，中國時尚資訊的市場份額越來越大：時尚雜志可謂鋪天蓋地，專門的時尚頻道、時尚欄目、時尚網站、時尚報刊以及報刊的時尚版面等紛紛出現，其比重之大、影響之深廣，超乎人們的想象。特別是由時尚媒體、時尚明星、時尚產業、時尚消費者以及由他們共同營造的時尚‘意見氣候’，已呈現出比任何時代任何時期都更加豐富、更加活躍、更加具有影響力的時尚文化傳播的輿論場域。因此，學術研究應該給予高度的關注。時尚文化是流行文化的核心內容、時尚文化引領流行文化，對意識形態、價值觀具有建構作用。加強時尚文化傳播的價值導向研究，重視並參與時尚場域的價值建構，探索時尚文化傳播的理論規范，張揚時尚文化所擁有的積極價值元素，從而以創新的方式引領主流價值觀的傳播和構建，使時尚文化成為建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弘揚中華文化、建設和諧文化的推動力量，成為打造國家軟實力的題中之義，無論在理論上和實際應用上都具有現實意義”。她斷定：“隨著中國消費文化和時尚傳媒的繁榮發展、時尚文化傳播對社會風尚以及人們意識形態、價值觀等影響的加劇，時尚文化傳播的研究熱度、廣度與深度必將呈上升趨勢。”①就這樣，王梅芳開始把時尚文化傳播作為自己新的研究方向。2009年她獲得校級重點學科建設交叉研究項目資助《時尚文化傳播研究平台》﹔2011年獲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時尚文化傳播的價值導向研究》﹔2012年底學校批准成立校級時尚傳播研究中心。

2012年2月頒布的《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強調“加強傳播體系建設”，提出了文化大繁榮、大發展戰略。此后中國在文化發展態勢上展現出政策、資本、技術、消費等諸多利好因素，時尚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在《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中，“塑造時尚魅力的國際文化大都市”已成為上海發展戰略。近年上海的時尚產業、時尚傳媒、時尚消費更是蓬勃發展、異彩紛呈，時尚文化傳播儼然成為上海乃至全國最為顯要的社會征候……事實再次印証了王梅芳的學術敏感性和前瞻性。從確立研究方向到形成初步研究框架，從獲得校級重點學科建設交叉研究項目的立項到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從成立時尚傳播研究中心到籌辦“時尚傳播與社會發展國際論壇”……發現了一片新的學術領地后，王梅芳有條不紊地完成初期拓荒工作並構建出未來的研究圖景。2013年5月東華大學時尚傳播研究中心正式揭牌，王梅芳說：“時尚是21世紀最為活躍、最為生動的文化景觀，但時尚傳播研究及其人才培養卻還是一塊尚未開墾的學科綠地……”來自學界、業界的專家學者對展開時尚傳播研究的學理、實踐意義給予了高度的肯定，表示時尚傳播研究不僅開創了傳播學學科的嶄新路向，還拓展了傳播學研究的應用型領域。童兵教授說：“無論時尚與政治、經濟、審美、休閑等有著何種若即若離的關系，但有一點是確切無疑的，那就是時尚離不開傳播，時尚必須要傳播，沒有傳播就沒有時尚。”時尚傳媒集團總裁劉江先生說：“這是一個使命的開始！放眼傳播學的學術視野，聚焦時尚這種最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態，必將大有作為。”

從“輿論監督與社會正義”到“時尚文化傳播”，王梅芳教授在學術研究上不僅是個靈敏的“前瞻派”，更是個踏實的“行動派”。與皓首窮經的古典學院派研究相比，她的研究姿態更像是她和由“已然”“應然”走向“必然”的現代社會公共生活之間一場持久而深入的對話。借用她在《輿論監督和社會正義》中所說，真正的對話“是要求人帶著自己的心靈去探尋，甚至帶著疑問和惶惑，帶著尊敬和自我尊敬”去傾聽。在對話式的交流關系中，研究者“不是一個孤獨的觀察者、獨白者，而是一個參與者、傾聽者、演說者與思想者。唯有通過對話，研究者和她的研究對象之間才有可能達成精神上的相遇”[3]。其為人稱道和稱羨的學術敏感性、前瞻性便是一次次“精神相遇”的結果。她的學術探索體現了一種“變”與“常”的統一。所謂“變”，是她的研究對象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而變化﹔所謂“常”，是在她的研究中始終貫注著個人性與公共性/社會性相結合的“革命浪漫主義精神”，從她“正義之於個人是德行之善，正義之於社會是制度之美”的論述中，從她“時尚與傳媒的結合如何推動社會轉型、社會文化價值觀念的嬗變與重構”的追問中，她恰似一枝早春的梅，冰姿皎皎，在學術園地散發著自然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