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余姚市背干部事件為例解析圍觀式真相【3】

三、探究“圍觀”下的憤怒

分析此次余姚事件，從水災發生到“背干部”照片曝光，事件澄清，前后經歷了大致一周時間。在14日時“圍觀”度高漲，網民義憤填膺。正如中青報的曹林所寫，這名干部被輿論和網友“冤枉”了，成了救災輿論場中“由不得你解釋”、“一點就著”的情緒化輿情的犧牲品[3]。是什麼點燃了你的憤怒？結合以往的研究總結出以下幾點原因：

1.社會背景這裡所說的社會背景包含三個層次：第一主要是大的社會背景，當前中國處於社會轉型時期，貧富差距擴大，各類制度法律尚且在不斷建設中，而公民意識的覺醒讓民眾開始萌生更強烈的維權意識。於是大背景似乎造就了社會一種“仇富”心理。對待一些事件，缺少正確的理性分析，“刻板成見”的形成了自我的一套“官二代”、“星二代”、“富二代”的思維定勢。所以在余姚水災中，“干部”，“高檔皮鞋”這些詞匯很容易激發民眾以往的建立的“基模”，從而造成謠言傳播。“圍觀”度高漲﹔第二，謠言的傳播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傳播機制的不通暢。在互聯網輿論中，實際存在著兩個輿論場，一個是各級黨和政府通過權威發布和權威解讀方式，自上而下的形成的“官方輿論場”，另一個就是網民自發的通過發布，轉發信息營造的“民間輿論場”。而在災難事件中，往往第一時間佔據主動優勢的是“民間輿論場”[4]。在余姚水災發生之后，政府在此事件中，政府對涉及水庫的情況並未仔細說明，也並未進行大范圍的傳播。導致網民對救災現場情況不明，在14日出現“背照片”事件時，網絡上已經是“怨氣沖天”，“救災不力”，“政府失職”的情緒已經蔓延。所以才導致那位干部“一炮走紅”。而事后上級處理過於草率，僅因輿論壓力就做出所謂“及時處理”，許多傳統媒體未深入調查就“轉發”消息，官媒，主持人的評論無疑更是火上澆油，進一步點燃了網民的憤怒情緒﹔第三，網絡“大V”的退場，網民“圍觀”度下降。相較之前的北京7•23暴雨中，微博求救，實時發布災情，“大V”熱心轉發，此次余姚水災受“500條”影響，許多網民選擇了“不發聲”。許多公知“大V”也選擇了沉默。意見領袖的退場，使得網絡上缺少相對理性的分析引導，所以照片一經傳播，隻有簡單的“第一反應”——憤怒。

2.微博平台。自媒體的時代，人人都是“記者”。由於微博平台准入門檻低，隻要擁有一台電腦，一部智能手機，任何的移動數據終端都可以是發聲渠道。但此“記者”非彼記者，他們沒有傳統記者訓練有素的職業技能，缺乏對信息的理性分析，看問題時更容易採取自我已有的價值觀，針對事件更多只是最簡單的“是非”判斷，缺少深入分析的思考。感性的抒發是網民最直接的表達。於是“憤怒”成了“圍觀”下最直接的宣泄方式。此外，微博平台的“關注”機制使得用戶之間的粘連程度高，用戶一般會選擇自己信任的人（如親人、朋友等）或者一些意見領袖“加關注”，所以往往事件發生之后，大多數用戶在轉發信息甚至評論時並未做深入的思考，在議程設置之下的憤怒情緒就如同病毒一樣迅速傳播，至於真相到底如何已經沒有人去關注，隻剩下簡單情緒的發泄。

果殼網根據各種情緒在微博用戶之前的傳播情況，繪制了一幅“情緒”圖。研究人員使用表情符號來標注情緒，最終實現所有微博的自動情緒分類。通過這幅圖可以很清楚的發現，其中表示每個用戶“憤怒”類的情緒在其發布所有微博的比例約有1/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軟件開發環境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先進網絡分析研究小組（Group of Advanced Network Analysis，GANA）通過對微博的情感分類和波動分析，研究各種情緒在社交網絡上的傳播機制。結果發現：憤怒情緒的相關性最大。也就是說，如果你的微博好友發了一條泄憤的微博，你也更容易跟著憤怒起來。這表明，憤怒情緒更易在社交網絡中傳播。災難事件中，官員的行為會被放大，一旦涉及敏感詞匯，“憤怒”似乎成了網民最普遍的表達方式。當前的中國盡管各類制度法律尚待完善，但此類事件的頻發是否也應該引起我們的反思？作為政府，作為媒體，作為公民的我們，想要的真相，絕不會是媒體輕率呈現的“擬態”事實，政府失聲之下的草率應對，簡單“憤怒”之下的“圍觀真相”。（作者簡介：李楚楚，女，西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新聞學研究。）

參考文獻：

[1] 朱明剛.浙江余姚市台風災害輿情分析[OL]人民網,2013-10-18..

[2] 彭昊.論網絡圍觀的倫理意蘊[J].網絡財富,2009(21).

[3] 曹林.防范和克制我們的“災難情緒”[N].中國青年報,2013-10-17.

[4] 南振中.把密切聯系群眾作為改進新聞報道的著力點[J].中國記者,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