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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時代知識溝變化情況探析

朱文博

2014年05月19日13:05    來源:今傳媒    手機看新聞

摘 要:知識溝理論認為各個階層之間所獲取知識量的差別隻會越來越大,而這不利於社會公平的。隨著時代發展,新媒介技術的出現,知識溝理論也不斷發展,演化成信息溝等,最終在互聯網時代出現了數字鴻溝概念。數字鴻溝也由三道構成:接入溝、使用溝和知識溝。微博作為新媒體的典型充分體現出出,互聯網時代知識的碎片化特點,以及知識溝並未縮小而在逐漸拉大的趨勢,人與人之間正在區隔化。

關鍵詞:知識溝﹔新媒體﹔數字鴻溝﹔微博﹔信息

我國正處於飛速發展之中,然而社會貧富階層之間的差距並沒有因此減少。社會作為一個整體,隻有保証所有成員都能從社會的發展中有所收獲,才能保証社會穩定。知識在信息時代是重要的社會資源,是能影響其他資源分配的重要能力指標,所以採取措施確保全體社會成員都能均衡獲取信息和知識是保持社會穩定的重要方面。知識溝理論認為各個階級之間的知識溝隻會越來越大,但它提出於電視作為主要大眾媒介的時代。如今隨著圍繞互聯網的各種新媒介的出現,“知識溝”理論發揮效果的方式也隨之改變。

一、最早的知識溝理論

20世紀60年代動蕩的美國,很多孩子都生活在貧困中,沒能接受應有的學前教育。美國約翰遜總統發起了對貧窮的戰爭,主要任務就是減少貧窮和社會兩極分化的根源,尤其是兒童的早期教育。《芝麻街》制作的目的是使生活在各個階層的學齡前孩子都有機會受到教育,獲得盡可能多的知識,發揮電視的積極作用。

然而經過研究卻發現,《芝麻街》在學前教育方面,雖然確實對無論是家庭貧困或是富裕的孩子都產生了良好效果,但家庭富裕的孩子有相較之下對節目的接觸機會更多和使用頻率更高,所以從中受益更大。就算利用程度相同的狀況下,高收入的家庭的孩子因在其他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所以具有較高的理解力,因此從中獲得知識也比貧窮家庭的孩子更快更多。因此這個電視節目沒能實現教育平等,反而擴大了差異。

鑒於以上情況,1970年傳播學家蒂奇諾等於《大眾傳播流動和只是差距增長》一文中提出“知識溝”假說。其基本觀點為“隨著大眾媒介向社會傳播信息的增多,社會經濟狀況較好的人將比社會經濟狀況較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獲取這類信息。因此兩類人之間的知識溝會擴大而非縮小。[1]”

然而這裡必需注意的是,在“知識溝”假說中,“知識”的定義決定了這個假說成立與否。因為經濟條件差而沒機會收到學校教育的人,並非一定是無知的人,而是與經濟條件能支撐較高程度教育的人相比,因為沒能熟練掌握傳統定義下的閱讀和理解技能,所以獲得信息的效率較低。而在經典“知識溝”假說研究中,“知識”被狹窄地定義為“媒體話題中的政治內容和公共事務”,完全排除了知識其他更廣泛更具普適價值的定義。

因為這些知識的獲取與政治參與更緊密相關,進而也涉及到民主社會的建設等有關政治權力的重要內容。進一步來說,某段時間內被大眾媒體進行大量宣傳報導的話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因為其經過訓練,所以的良好的閱讀理解能力,可以更快速更高效更准備地吸收了理解媒體所傳遞的有關此的信息只是。所以較之未被重點報導的過的話題,在短期內,被媒體集中報導過的話題,獲得相關信息與知識的能力與受教育程度,因而與家庭條件更為相關,這就是羅杰斯提出的所謂的“傳播效果溝”。

二、“知識溝”的發展——信息溝

1974年卡茨曼考慮到新傳播技術的出現,提出了“信息溝”概念。“他試圖回答信息社會的現實問題,即如何解決信息社會中信息富有者與信息貧困者的兩極化分化的問題和由此帶來的新的社會矛盾。”這對大眾傳播信息流通的均衡性、公眾在知識獲取方面的平等性提出了質疑。

“信息溝”理論認為新傳播技術的採用將帶來整個社會的信息流通量和信息接觸量的增大,對每個社會成員都是如此。但是新技術的採用所帶來的好處並非是所有社會成員均等享有,信息能力較強的人會比較弱的人獲得更多的信息。因為新技術的早期效用會最早帶給那些傳播活躍、原本就信息儲備量大的人群。而且新技術的利用需要相關的專業知識和一定的經濟條件,由於這些資源的社會分配並不均等,而這對現有信息貧困者是不利的。現有信息水准的程度與採用新媒介技術的積極性成正比,這也決定了信息富有者在新技術採用的利益分配中處於有利地位。

三、“知識溝”在互聯網時代的體現——數字鴻溝

互聯網時代的新媒體具有去除節目制作標准化、賦予受眾更多互動和自由的特點,但仍不能消除“知識溝”。卡斯特曾指出:“互聯網有重大的不均等現象……然而誰能夠率先使用,以及為了什麼目的使用,卻非無關緊要之事。因為互聯網不同於電視,互聯網的使用者也是生產者,既提供了內容,也塑造了網絡。”

與印刷時代的受眾多為主動的文化精英,而電視的受眾無論社會地位如何,使用電視時的狀態多為被動都不同。網絡時代的受眾,存在兩種狀態——從事互動者和被互動者。前者能主動地利用互聯網資源,因此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建立互聯網,而后者十分被動,其對互聯網的使用多為被動地接觸被前者所塑造的網絡。這兩者之間形成了互聯網時代的知識溝——數字鴻溝。

(一)數字鴻溝的提出

數字鴻溝又被稱為信息鴻溝,是在1996年克林頓競選總統時,由戈爾提出的概念,指“在全球數字化進程中,不同國家、地區、行業、人群之間由於對信息、網絡技術應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創新能力的差別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識分隔和貧富分化,這是傳統的國際和國內不平等、社會分層在數字化時代的延續。

傳播學者Norris將數字鴻溝分為三個層,“首先是全球鴻溝,指的是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在因特網接入率上存在的差距。其次是社會鴻溝,是指每個國家內部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貧困者之間的差距。第三是民主鴻溝,強調的是人們在是否使用數字技術參與公共生活方面的不同。[2]”數字鴻溝主要具體表現在五個方面:國際鴻溝、種族鴻溝、語言鴻溝、性別鴻溝和代際鴻溝。而我國數字鴻溝主要表現在三個層面:一是與世界的數字鴻溝,各地區間的數字鴻溝、城鄉間的數字鴻溝。

(二)數字鴻溝的發展

數字鴻溝一開始指的是,“信息擁有者”和“信息非擁有者”能夠獲得互聯網等新技術所提供的信息的差距。Norris等學者於2000年開始將研究范圍拓展到了對這些新技術使用的效率和質量等指數。凡·迪克指出“一部分人能夠將數字技術用於工作和教育,並從中獲益﹔另一部分人則隻能使用基本、簡單的應用,並主要以娛樂為目的。[3]”

西方學者普遍認為,新媒體會因改變了媒體運作的機制和特點,從而改變“知識溝”假說的結果。他們認為新媒體使受眾更加平等地接近和使用媒體,因此普通人在信息交流中能更加積極,而非簡單地被動接受和消費信息。

雖然將“數字鴻溝”假說稱作互聯網時代的“知識溝”,但由於時代背景不同,二者強調的重點也不同。前者主要強調技術發展所形成的技術掌握能力的差別,后者則注重受眾從媒體中獲取信息和能力差異。國內傳播學者韋路和張明新甚至將知識溝比作數字鴻溝的第三道。(第一道為接入溝、第二道為使用溝)。他們認為,“相比接入溝,互聯網使用情況能更好預測人們的知識獲取,新老媒體的使用溝能導致強度不同的知識溝。”

(三)第一道數字鴻溝:接入溝

學者Attewell在微觀上將數字鴻溝分為兩類,對網絡接入的差異稱為第一道數字鴻溝——接入溝。凡迪.克進一步將“接入”缺乏區分為四種:“一是缺乏興趣和新技術缺乏吸引力而導致的基本的數字經驗的缺乏,這裡接入被稱為‘精神接入’缺乏。二是電腦和網絡連接的缺乏,這種情況的接入是‘物質接入’缺乏。三是技術界面不夠友好、教育和社會支持不足導致的數字技能的缺乏,這裡是‘技能接入’缺乏。四是使用機會的缺乏以及這些機會的不平等分布,這裡是‘使用接入’缺乏。[2]”

這裡凡迪克提出的前兩種定義的“接入”與Attwell所說的第一道數字鴻溝類似,指的是現實世界中人們是否直接接觸因特網,即“接入溝”。后兩種則會聯系到第二道數字鴻溝,即“使用溝”。

一種新的傳播技術需要被普及時,最先出現和最現實的問題就是經濟水平的制約。信息與知識傳播的民主與自由常常只是針對那些不被經濟條件所限制的人。所以“接入溝”是最早意義上的數字鴻溝,即指技術接入擁有者和缺乏者之間的差距。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DrMaggio等人提出,“研究的重點應在不平等是如何被各種社會因素所影響的。這些社會因素包括政府項目、工業結構和價格政策。因此,經濟實力、電信設施和政府決策成為影響第一道數字鴻溝最顯著的社會因素。”美國國家電信和信息管理局的報告也得出以下結論,“基於收入、教育和地理位置的數字鴻溝在不斷縮小,但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互聯網接入差距仍然存在。”

(四)第二道數字鴻溝:使用溝

無論是媒體出現的早晚,不同受眾對媒體的使用方式也不相同,由此就出現了“使用溝”。其中最典型的是對於信息和娛樂。受眾觀看電視時可以選擇娛樂節目或電視劇,也可能選擇嚴肅的提供信息的新聞節目,報紙廣播也是同理。新媒體也是這樣,人們使用互聯網可以訪問新聞網站,也可以看電視劇、聊天或是玩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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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張玉瑤(實習生)、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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