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利的傳播學研究及其思想價值【2】

三、庫利傳播思想中的民主期盼

庫利對民主抱有堅定的信念，對美國社會借助於傳播實現真正的民主抱有堅定的信心，他對傳播問題的研究始終沒有脫離如何實現民主的基本視角。柯林斯評價說，庫利的社會學思想包含著相互關聯的四個維度，他的方法是有機體式的，他的觀點是進化論式的，他對前景的展望是道德式的和進步式的，他的理想是民主的。[10]這樣的評價同樣適合庫利的傳播思想。

實現民主的先決條件之一是公眾在精神上的聯合以及自覺參與到公共政治生活之中。美國思想傳統的根基是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主要源於洛克等歐洲啟蒙思想家的自然權利學說。由於追求絕對的個人自由和權利，加之美國歷史上社會組織管理的鬆散性特點，美國社會原子化的特征十分明顯，美國人被認為特別不適合結成公共社區以及精神共同體。作為社會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的庫利敏銳地洞見到美國社會的原子化傾向對美國未來民主發展的威脅，他創立鏡中自我和首屬群體理論是要表明一個事實：自我的形成離不開他人，離不開與社會的互動﹔社會生活是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個人與社會的協調發展是實現社會和諧發展以及實現社會民主的必由之路。庫利說：“自我與社會是共生的，有關自我與社會相互分離，自我與社會相互獨立的概念是一種幻覺。”[11]他的首屬群體和次級群體理論是鏡中自我理論在具體社會關系之中的放大版和升級版，庫利正是通過這一后來的理論版本在具體的家庭環境、社區關系中研究了人與人之間如何互相影響，自我人格如何在具體的社會關系中相互生成。庫利正是通過自己對日常生活的細致觀察和分析發現了一個不可知的世界，創立了真正美國本土化的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理論，並發現了一個前人未曾注意到的傳播問題領域，同時也讓人們從中看到了民主的希望。

庫利一再聲稱，人們之間的想象是可靠的社會現實，此舉遭到了許多研究者的誤解甚至批評。庫利的學說被許多人說成是超驗論，彼德斯干脆說庫利是一位唯心主義者，他不無譏笑地說庫利的學說是一種企圖使思想完全脫離肉體的學說，“庫利拒絕斯賓塞和赫胥黎的唯物主義，他把社會化為一個布滿哈哈鏡的大廳，或者把社會化為一個沒有肉體流動的符號場所”[12]。然而，這一切指責並非公正，庫利所言人們之間的想象並非脫離現實的想象，這些想象乃是他人和社會加諸每個個體身上的事實，這一事實在庫利那裡被表述為“鏡中自我”，在米德那裡被表述為“主我”和“賓我”，在弗洛伊德那裡被表述為“自我”“本我”和“超我”，所有這些理論的邏輯起點都是把人置於具體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環境之中，去研究人格的形成以及人的社會化過程，去研究這些人格特征是否能夠滿足民主社會的需要。庫利與19世紀后期美國社會成長起來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他在哲學上信奉的是實用主義，他拒絕承認絕對真理和絕對理性，拒絕承認各種先驗的人性假設，他認為人性隻能存在於具體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環境之中，偏離這一基本邏輯社會的理論才是超驗論和唯心主義理論。

庫利所處的時代是一個美國社會大轉型的時代，這些轉型包括：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由民主草創期向民主完善期的轉變﹔由車載馬馱的原始運輸通信時代向以火車、機械、電報、電子技術支持的現代運輸通信時代的轉變。在這樣一個時代，美國社會面臨的緊迫問題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的密切合作，社會行為的協調規范，美國人精神生活的重組和重建，精神共同體的培育更成為一項緊迫任務。對於這一大背景的性質以及與美國傳播研究起源之間的關系，詹姆斯·凱瑞的觀點極富啟發意義。凱瑞認為美國是一個缺乏共享精神文化遺產的國家，尤其是在西部邊疆地區情況更是如此﹔新的社會秩序不可能通過繼承或在不經意間獲得，它們隻能通過眾人的努力，苦心經營，創造一種共同文化，並付諸社會體制而建立起來。這樣的共享情感、共享文化和共享社區可以通過討論、辯論、協商、傳播來組織和實現，至少在19世紀的美國傳播是社區創建和維系的活躍力量。凱瑞認為，在這樣一個時代沒有個人的位置，自由並不是一種解除個人羈絆，從而讓人獨處的消極東西﹔一句話，自由首先要求獲得公民以及公民生活之類的體制化的東西，它同時還要求獲得更精致的文化創造物，如行為模式、演講風格、演說模式、社會控制方式以及投票選舉等。杜威也很好地闡明了這一觀點，他說：“社會不僅僅由於傳遞、傳播而存在﹔從根本上來說，社會存在於傳遞和傳播之中。”[13]

庫利的傳播研究以及他對傳播與民主關系問題的思考發生在這樣一個更大的背景之中。庫利對傳播問題的探討沒有止於鏡中自我、首屬群體這些最基本的社會關系領域，他還將這種探討延伸到“大人生”（The Great Life）、“大社會”（The Great Society）、“大共同體”（The Great Community）這類主題之中。在庫利看來，“大人生”是指包括道德、倫理、信仰、文化、價值等在內的精神存在，它對於作為生活方式的民主必不可少。就像他看待社會和個人一樣，他也將“大人生”視為一個過程，它貫穿於人的出生、成長、死亡整個過程之中﹔音樂、詩歌、書籍、閱讀、思考、寫作等都是“大人生”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它們滲透到“大人生”中。庫利是一個進步主義者，但是他認為進步是不確定的，進步只是一個過程，進步的獲得要靠每一個人的努力，對於“大人生”的追求正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對於“大人生”的追求旨在實現社會認同，最終，“共同體、國家以及人的聯合體統統融入到這一大人生之中”[14]。庫利認為傳播在“大人生”以及“大共同體”的創建過程中無所不包、無所不在，正是借助於傳播人們才可能結成社會關系和精神共同體。

庫利的“大人生”其實是19世紀美國進步主義知識分子廣泛信奉的“大共同體”概念的另一種表述。“大共同體”（The Great Community）概念最早源自19世紀英國社會學家沃拉斯，他用這一概念指稱那些在規模和復雜性等方面遠超過傳統社會的都市化社會。對於歷史進化過程中所出現的更大、更復雜社會現象的關注貫穿於歐洲知識分子的思考傳統之中。例如斯賓塞有關尚武社會與工業社會的比較，滕尼斯關於共同體與社會的思考，凱爾迪姆關於機械化社會與有機體社會的思考，西默爾關於小鎮與大都市的比較。在這些比較中，前者往往代表著其社會穩定性建立在成員和思想相似基礎上的小單位，如家庭、鄉村、部落等等。后者則代表著其成員和思想相似較少的大型單位，如城市、大都市等。在這些大型單位中，工業化力量已經開始出現。[4]17-18

19世紀美國進步主義知識分子在一定程度上繼承和借鑒了這一思想傳播，他們也用“大社會”“大共同體”之類的概念來觀察和研究一個正在轉型期間的美國社會。匡特（Quandt）在《從小鎮到共同體》一書中列舉了九位這樣具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他們是鼓吹進步主義改革的記者和演說家威廉·愛倫·懷特（William Allen White），都市改革家和作家弗雷德·豪（Fredric Howe），赫爾會所（Hull House）的創辦者簡·亞當斯（Jane Addams），政治理論家以及波士頓市政改革家瑪麗·帕克·福雷特（Mary Parker Follett），哲學家杜威（John Dewe），哲學家羅伊斯（Josiah Royce），美國現代社會之父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羅伯特·帕克（Robert Park），庫利也名列其中。這些進步知識分子不僅僅是美國社會大轉型的觀察者和研究者，他們本身也經歷和見証了這一大轉型。他們的共同點在於：他們都出身於美國的小城鎮，最終來到大城市謀求職業發展﹔他們寄希望於一個大共同體的出現，這個大共同體實際上就是傳統社會崩潰之后美國人共同生活的一個新的精神家園﹔他們都在思考美國未來的民主如何更好地生存於這個新的共同體的精神家園之中﹔通過對共同體的思考，這些進步主義知識分子不約而同地發現了傳播。他們相信美國未來民主生存的重要條件之一是一個新共同體的出現，傳播技術的發展是促成新共同體出現的重要手段。杜威認為新的傳播技術帶來了社會革命，“那些地方社區毫無例外地發現他們的事務已經被那些遙遠的、隱形的組織所決定，后者的影響范圍如此廣大，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一個新的人類關系時代已經到來”。他聲稱：“由蒸汽機和電氣化創造的‘大社會’可能是一個社會，但是它不是共同體﹔那個建立在新的人際關系和人類行為模式基礎上的共同體是現代生活中的一個突出事實。”[15]

對於技術與共同體之間的關系、共同體與傳播之間的關系，匡特的總結非常精辟，他認為杜威和庫利那個時代的進步主義知識分子都相信連接社會的共享價值源於態度和思想的自由表達、自由交換﹔傳播的力量能夠將人們的精神協作轉換成為建立在身份認同和價值共享基礎上的共同體﹔傳播技術的發展可以造就這樣的共同體。[4]23從這一點來看，杜威和庫利等人先於英尼斯以及麥克盧漢，開啟了傳播技術主義的思想源頭。

（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全球新聞與傳播學院。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階段性成果，批准號：13FXW001）

注 釋：

①根據Glenn Jacobs的說法，庫利在1890年美國經濟學學會舉辦的學術會議上認識了吉丁斯和沃德，此后與他們保持了幾年通信，1894年庫利就吉丁斯為他草擬的博士論題進行了答辯並獲得博士學位。見Glenn Jacobs:Charles Horton Cooley:Imagining Social Reality，University of Massacbusetts Press，Amherst and Boston，2006，p.8-10。但是這一說法似乎不成立，因為庫利顯然是在密歇根大學獲得的經濟學博士學位，但是1894年吉丁斯和沃德都就職於哥倫比亞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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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ilbur Schramm: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A Personal Memoir，Edited By Steven H.Chaffe and Everett M.Rogers，Thousand Oaks/London/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Inc，1997.

[3]Peter Simonson:Refiguring Mass Communication:A Histor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Urbana，Chicago，and Springfield，2010.

[4]Jeanb.Quandt:From the Small Town to the Great Community:The Social Thought of Progressive lntellectuals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New Brunswick，New Jersey，1970.

[5]Glenn Jacobs:Charles Horton Cooley:Imagining Social Reality，University of Massacbusetts Press，Amherst and Boston，2006，p.112.

[6]Chaeles Horton Cooley:Social Organization， ransaction Publications，New Brunswick，New Jersey，1983,p.61.

[7]於海：西方社會思想史（第三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242.

[8]Chaeles Horton Cooley:Social Process，Southern Illinois Oress，1966，p.28.

[9]James W.Carey:The Chicago School and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Edited By Everette E.Dennis and Ellen Wartella:Americ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The Remembered Histor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Mahwah，New Jersey，1996，p.35.

[10]蘭德爾·柯林斯，邁克爾·馬科夫斯基.發現社會之旅：西方社會思想述評[M].中華書局，2006：264.

[11]Cooley:Social Organization，Transaction Publications，New Brunswick，New Jersey，1983,p.5.

[12]John Durham Peters:Speaking into the Air: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 and London，1999，P.184-188.

[13]Edited by Everette E.Dennis and Ellen Wartella:Americ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The Remembered History，Mahwah，New Jerser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1996，p.32.

[14]Chaeles Horton Cooley:Social Process，Southern Illinois Oress，1966，p.420.

[15]John Dewey: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Henry Holt and Company，Copyrightrenewed by，1954，by Mrs John Dewey，p.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