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才是用”之《大公報》

【摘要】《大公報》從1902年創刊至今已有112年的歷史。《大公報》發展的鼎盛時期應屬於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領導的新記《大公報》時期，即從1926年至1949年。《大公報》選賢和發現人才一般通過兩個途徑：一是從本報通訊員中選拔﹔二是從別家報紙中挖掘。隻要認為合適，不論親疏遠近，立即寫信約談，通過試用，正式參加報紙工作。在這波瀾壯闊的23年裡，《大公報》“唯才是用”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名記者、名編輯、名主筆、名作家，為后世報界經營者和從業者留下了寶貴的用人經驗。

【關鍵詞】唯才是用﹔大公報﹔新記《大公報》

《大公報》是中國“有報紙以來最善於利用人的報紙，它集合了全國的智慧、勞力，為它效力”[1]366。

一、“三駕馬車”開道:各盡其才團結敬業

“三駕馬車”是人們對新記公司《大公報》三個創辦人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的喻稱。在新記《大公報》，吳鼎昌任社長，胡政之任總經理兼副總編輯，張季鸞任總編輯兼副總經理。《大公報》能獲得成功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正是“吳鼎昌的資本，胡政之的組織，張季鸞的文章”。這三個人構成了各盡其能的《大公報》領導層：吳鼎昌是銀行家，熟悉外匯匯率的變化，他負責向海外購買紙張，從來沒有發生失誤﹔胡政之態度威嚴、辦事認真，又是報人出身，所以在總攬人事、發行、印刷的同時，還參與編輯工作，撰寫重要社評﹔張季鸞為人和善，風趣幽默，有“天下第一筆”的美稱，全面負責報紙的編輯業務。[1]324特別是在言論方面，三人有約定：“由三人共組社評委員會，研究時事問題，商榷意見，決定主張，文字雖分任撰述，而張先生則負整理修改之責，意見有不同時，以多數決之，三人各各不同時從張先生”。[1]337這就賦予了張季鸞先生很大的言論裁決權。這樣，三人目標一致，又各有重心，各盡其才，從而保証了報紙編輯工作的效率和出版質量。

“三駕馬車”以“大公”為宗旨，不僅彼此親密合作，而且都具有“公而忘私”的敬業精神。吳鼎昌有言：“我們不是為了某種利益而辦報，更不為某一個派系而辦報，也絕不為某一個個人而辦報，我們是為了人民全體的利益而辦報。”胡政之表示：“本報系團體事業，我從來未當私人產業來辦，也沒有做過私人如何享受的打算。”張季鸞也說：“私的最露骨者是謀私利，這是束身自愛的報人都能避免的。其比較不容易泯絕者是私於所親，私於所好，而最難避免者為不自覺的私見。”正因為如此，他們能以“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相互勉勵，並堅持“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辦報方針，堅持獨立辦報，成為當時報壇一道亮麗的風景。[1]325

“三駕馬車”的敬業精神令人首肯心折。報界同仁徐鑄成在《報海舊聞》中曾評價胡政之“如果把報館比作一部機器，他真不愧是一個出色的機匠，時刻注意機器的運行，及時加油，擰緊每一顆螺絲，並竭力設法改進機器的性能與效率”[2]219。作為《大公報》的靈魂張季鸞，著名報人、書法家於右任評價他是“恬淡文人，窮光記者，嘔出心肝……日日忙人事，時時念國仇”，認為“先生之名，中外宣揚”[1]393-395。毛澤東贊曰“季鸞先生在歷次參政會內堅持團結抗戰，功在國家”﹔周恩來推崇他為“文壇巨擘，報界宗師”﹔蔣中正贊曰“季鸞先生，一代論宗，精誠愛國”[1]290-291，“先生文字報國，譽滿天下”[1]394。

二、“開國五虎大將”掌門：前任元老經驗豐富

在新記《大公報》的籌備和創刊過程中，除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三位領導運籌帷幄之外，還有五人功不可沒，被稱為“開國五虎大將”。他們是王佩之、李子寬、金誠夫、何心冷、杜協民。他們都是胡政之舊部，有著豐富的管理才能和辦報經驗。

王佩之是從王郅隆時期的《大公報》留下來的唯一管理干部，任新記《大公報》副經理。他經驗豐富，處事細密，是胡政之的得力助手。參加了與舊股東王郅隆之子王景珩的談判，使《大公報》產權和報名的購買更順利。辦公用房和印刷廠房的維修、各項管理工作的草創以及經費的預算與開支等也都主要由他負責。在他的幫助下，新記《大公報》的“營業基礎，在短短一年半中間，即已奠定”，“甫過一年，收支相抵……歷經艱難，漸達順境”[1]354。李子寬早年曾跟隨胡政之主持過《新社會報》的編輯部工作和國聞通訊社的經營管理工作，有著豐富的編輯和管理經驗。1936年《大公報》創辦上海版，他任滬館副總經理，從社址的租借到辦理各種手續都是他在張羅。曾以1000元現金入股《大公報》，是報館職工中唯一以現金投資的人。1947年11月17日,李子寬以滬館總經理的身份成立了大公籃球隊，球隊在國家大型籃球聯賽中，勝多輸少，聲名顯赫，在中國籃球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同時也為《大公報》的發行做了免費宣傳。金誠夫是胡政之在國聞通訊社的老部下，新記《大公報》籌備期間參與了各項准備工作，后相繼擔任過《大公報》駐京辦事處主任、香港《大公報》編輯主任及經理、桂林《大公報》經理、上海及北京《大公報》副總經理等職務，為《大公報》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何心冷也是胡政之在經營國聞通訊社時的“得力助手”，在新記《大公報》籌備期間，《大公報》同仁評價他“是胡政之、張季鸞的‘秘書’，也可以說是編輯部的‘總務’，很像麻將牌的‘聽用’，什麼地方缺一張都可以補上。招考來的練習生，由他來傳、幫、帶”[1]355。新記《大公報》創辦后，他負責副刊和本市新聞的採編工作。先后主編的《文藝》《小公園》兩個副刊由於文辭清麗、意味無窮、趣味性濃而備受讀者喜愛。杜協民曾在胡政之主持的國聞通訊社做編輯工作，新記《大公報》創辦后，他負責編輯經濟新聞和體育新聞。那時《大公報》編輯部隻有三人，張季鸞寫社評兼發要聞稿子，何心冷負責副刊和本埠新聞，杜協民負責經濟、體育新聞。

上述“開國五虎大將”為《大公報》的創辦和日后發展付出了艱辛的勞動，作出了默默無聞的貢獻，是《大公報》忠實的掌門人。

三、選賢任能：精英雲集享譽中外

《大公報》對於歷史、對中國媒體最重要的貢獻就在於它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報人、新聞人、名記者、名編輯，他們不僅在中國報業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乃至在中國現代史上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唐代文學家韓愈在《馬說》一文中曾慨嘆“千裡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然新記《大公報》卻能夠以事業的興衰為宗旨，不拘一格，唯才是用，堪稱“伯樂”報紙。尤其是胡政之治社嚴謹，用人謹慎，在報社中幾乎沒有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的親朋。《大公報》選賢任能，廣聚天下人才。“《大公報》選賢和發現人才一般通過兩個途徑：一是從本報通訊員中選拔﹔二是從別家報紙中挖掘。隻要認為合適，不論親疏遠近，立即寫信約談，通過試用，正式參加報紙工作。”[2]220

正是《大公報》熱情、誠懇與“海納百川”的氣度，使《大公報》精英雲集，享譽中外。如：

范長江：在新記《大公報》時期，他的《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等旅行通訊聞名於世，解放后歷任上海解放日報社社長、新華社總編輯、人民日報社社長、政務院新聞總署副署長等職，“范長江新聞獎”是我國新聞界的最高獎項，他創建“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的日子即1937年11月8日被國務院確定為“中國記者節”的日子。

楊剛：新記《大公報》記者、文藝副刊主編、駐美特派員，作家、《傲慢與偏見》第一個中譯本譯者，新中國成立后任周總理辦公室主任秘書、人民日報社副主編。

蕭乾：他主編的《大公報》的副刊《文藝》是20世紀30年代北方乃至全國頗具影響的文學陣地，1939年至1942年任《大公報》駐英記者，二戰后採訪聯合國成立大會和波茨坦會議——見他的歐戰特寫集《南德的暮秋》。

彭子岡：發表過訪宋慶齡、宋美齡、郭沫若和《毛澤東先生到重慶》等名人的專稿，號稱“重慶百箋”，解放后任人民日報記者，曾出訪蘇聯、印度、芬蘭等國，1954年任《旅行家》雜志主編。

還有諸多名流，如“徐鑄成、王芸生、曹谷冰、李純青、呂德潤、王文彬、孟秋江、張高峰、梁厚甫、曾敏之、朱啟平、黎秀石、費彝民、陸詒、潘際炯、蔣蔭恩、唐納、金誠夫、趙恩源、梁羽生、楊歷樵、張琴南、羅承勛、唐振常、戴文葆、陳凡、孔昭愷、徐盈、高集、楊奇、金庸、譚文瑞……”[1]378，可謂群星璀璨，光照千古。

四、社評、副刊、專欄：名家薈萃各顯千秋

《大公報》的社評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主要是張季鸞主筆，之后有王芸生、徐鑄成、楊歷樵、馬季廉、張佛泉、王志莘、潘仰堯、李純青等加入。尤其是張季鸞、王芸生、徐鑄成三人的社評朴實、犀利、以理服人、以情動人、出筆神速、立論深刻、敢言善言，堪稱“社評三絕”。張季鸞“文筆犀利、議論精辟”，有“三罵”的美名（一罵吳佩孚，二罵汪精衛，三罵蔣介石。張季鸞還因罵袁世凱和段祺瑞而兩次入獄）。[3]50-53“王芸生極富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激情，敢於說真話，甘於冒天下之大不韙，不怕得罪權貴。他的文風真摯、開朗、富於熱情，所寫文章常能打入讀者心坎，動人心弦。”[4]21如他為罵孔祥熙和國民政府寫的社評《擁護修明政治案》、痛罵重慶燈紅酒綠卻不顧河南災民慘狀的社評《看重慶，念中原》、大罵國民黨貪官和奸商的社評《為國家求饒》等。毛澤東贊譽張季鸞、王芸生撰寫社評用的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觀察形式方法”。徐鑄成執筆的社論“氣勢澎湃，說理精辟，頗有張季鸞筆意”[4]23。如他以《大公報》名義加入《文匯報》寫的社評《淞滬之戰6周紀念》（希望讀者學習19路軍的愛國精神，共救國家的危亡）和《告若干上海人》（對民族敗類作最后的警告）等可以說振聾發聵、大快人心。

蕭乾主編的《大公報》副刊《文藝》在當時紅極一時，在《大公報》副刊《文藝》上常發表作品的文人有很多最后都成長為名作家。1936年9月1日是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續辦《大公報》十周年紀念日，報社經過慎重研究，決定設立“《大公報》文藝獎”，表彰優秀文藝作品，具體事宜由該報副刊編輯蕭乾負責。1937年5月3日，在《大公報》上公布了獲得“第一屆《大公報》文藝獎”的三部文藝作品的名單，即短篇小說《谷》（作者蘆焚）、戲劇《日出》（作者曹禺）、散文《畫夢錄》（作者何其芳）。“文藝獎”的設立是《大公報》的創舉，在此之前，沒有任何報刊組織過類似的評獎活動。《大公報》為紀念這次活動，還特邀作家林徽因女士選輯了一本《大公報小說選》，由《大公報》出版部1937年6月出版。選輯中有沈從文的《箱子岩》、張天翼的《善舉》、楊振聲的《報復》、林徽因的《模影另篇》、李建吾的《書呆子》、老舍的《聽來的故事》、沙汀的《鄉約》、蘆焚的《陰影》、凌叔華的《無聊》、蹇先艾的《美麗的夢》等30篇，約計24萬字。[1]349-352而在1936年11月29日蕭乾主編的《文藝》副刊出版的《散文特刊》就集中發表了何其芳、陸蠡、嚴文井、蕭紅、靳以等人的作品，這些人后來都成了名作家。[1]17

20世紀30年代《大公報》開辟的專欄眾多且學術性濃厚，這些專欄多數是約請平津兩地文化教育界的專家、學者撰文或負責編輯。如請南開大學何廉教授主編“經濟周刊”專欄、清華大學吳宓教授主編“文藝副刊”專欄、清華大學張申府教授主編“世界思潮”專欄、北大教授梁漱溟主編“社會問題”專欄等。后移居台灣的原《大公報》的陳紀瀅回憶說“《大公報》開辟各種學術性副刊，是全國所有報紙最成功的一家，直到今天似乎還沒有任何一家報紙堪與媲美”[1]366。

五、結語

《大公報》社評主筆王芸生在介紹林徽因主編的《大公報小說選》時有過這樣的評述：“讀者也許奇怪，居然有那麼多南北文壇先輩看這個日報刊物，連久不執筆的也在這裡露了面。其實，這正是老實的收獲。同時，讀者還會帶著不少驚奇，發現若干位正為人注目的‘后起之秀’，原來他們初露鋒芒是在這個刊物上。這不稀奇，一個老實的刊物，原應是一座橋梁，一個新作品的馱負者。”[1]352“老實”，就是說實話、說真話，就是做事待人認真真誠。《大公報》正是秉承著“老實”的報格成為一個個新人、一篇篇新作品的“橋梁”和“馱負者”的。

1941年4月，美國密蘇裡大學新聞學院考慮到中國《大公報》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決定把該院一年一度的“榮譽獎章”（1941年度）授予中國《大公報》。這說明，中國《大公報》在世界新聞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1]345這地位的獲得離不開《大公報》全體報人的齊心協力和勤奮努力甚至是流血犧牲，也離不開《大公報》“唯才是用”“選賢任能”的“伯樂情懷”。“士為知己者用”，當年“南北文壇先輩”及初露鋒芒的“后起之秀”能齊聚《大公報》實視《大公報》“為知己”者也，也是《大公報》能蜚聲中外、永垂青史的人力資本。

（作者為湖北師范學院語言學研究中心副教授。本文為“2013年湖北省教研項目‘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下的地方院校新聞專業與地市級媒體協同創新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1335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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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漢奇.新聞春秋[J].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