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眼裡的《大公報》及其傳統

曹聚仁多次表示，對於《大公報》，他完全可以自居於老友之列。確實，盡管從未服務於該報，甚至也沒像陳紀瀅那樣做過票友記者，但從天津時期開始，他就是《大公報》的忠實讀者。甚至到香港以后也是如此，幾十年來幾乎沒一天間斷過看這份報紙。

多年以后，曹聚仁還記得天津《大公報》為譯載一段法國新聞所寫的按語：“這段新聞，可以寫成一篇哀感動人的小說。”他認為這觸及了一個重要問題，即“新聞記載以真實為主，而小說描寫人生，亦以真實為主，為什麼這一方面的真實，並不適合那一方面的真實框子?”在他看來，報紙上有許多新聞，雖刊在極重要的地位，可只是官樣文章，編者不會看，讀者也未必看，當然說不到什麼意義﹔也有些新聞，雖刊在極不重要的角落，其背后卻蘊含著人生與社會的永久問題，就有可能打動讀者，甚至成為小說素材。

曹聚仁的《說餓》，則是有感於《大公報》所載的旅行通信《成蘭紀行》而寫，此后即很注意范長江。1938年春徐州會戰時，兩人邂逅。閑談中，范忽然說：“曹先生，你是不同的。”曹很感慨，曾私下對妻子說：“這麼多記者所寫的戰地新聞都是不相干的，隻有長江才懂得寫軍事通訊。”因為范讀過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懂得貫通史地，而曹也自認在這方面下過工夫。所以頗注意范的通訊，有時還拿來和自己的理解與表達相比較。

曹聚仁和《大公報》的子岡等亦很熟。而對老一輩的張季鸞、胡政之、吳鼎昌等之作文與為人，更是贊賞有加。在他的印象中，《大公報》上海版之創刊，亦可謂望平街歷史上的一道裡程碑。他說：“我們知道望平街上也曾產生過風行一時的報紙，卻不曾產生一種足以代表輿論的報紙﹔這其中，也曾有過無數種宣傳性的報紙，卻沒有見過一種足以影響輿論的報紙﹔《大公報》昂然獨步，無視望平街的傳統尊嚴(至少在知識分子群的心頭佔了最重要的地位)，這麼闖入了，這麼站穩了，隻有他們敢於批評政府，以諍友姿態出現，可說是了不得的了!”

此后《大公報》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抗戰爆發后，武漢版創刊，便壓倒一切官私報紙，到重慶也是如此。其在香港創業，亦為“外江佬”辦報最成功的一家。1941年榮獲密蘇裡大學新聞獎，更是一種世界性的榮譽。可惜此后不久張季鸞病逝﹔1949年鼎革之際，胡政之也逝世了。曹聚仁覺得，這仿佛給《大公報》劃分了時代的標簽﹔慨嘆長江后浪逐前浪，吳胡張這群人已經完成了他們的時代任務了!為此，他還特意寫過一篇《望平街上的哀思》。文末意味深長地寫道：難道望平街的時代，就這麼過去了嗎？

1957年，曹聚仁由香港到北京採訪，讀到老朋友子岡的一段文字，說她已七八年不做採訪工作了，並謂假如做的話，她將如何報道。其時《大公報》新一代的報人如范長江、孟秋江、楊剛等也已是老報人，而且離開新聞崗位坐到辦公廳中去了。恰逢北京正上演《桃花扇》。曹聚仁深感自己這一輩的老報人，在新時期即如劇中柳敬亭這樣的角色，“當年真是戲，今日戲如真﹔兩度旁觀者，天留冷眼人!”為之憮然。

也因此，重讀曹聚仁那篇《大公報的傳統》，就更耐人尋味了。此前天津《大公報》曾改名為《進步日報》，曹認為這“進步”二字，就可以代表《大公報》的精神。他很贊成胡政之的一些看法，比如：“新聞事業至少要跟得上時代，最好能走在時代的前面，領導社會，如果跟不上時代，那就難免落伍。試看以往有些地位的報紙，不少被時代淘汰了，就是因為不肯求進步的緣故。”特別是在懷念張季鸞的那篇文字中，胡政之說：“我們三人都是為辦報而辦報，為國家民族利益說話，絕對沒有私心和成見，更從來不以報來沽名謀利，所以縱然有人一時誤會，久之自能冰釋。”曹聚仁以為，“這是《大公報》的進步觀點，也是最值得懷念和繼承的傳統”。

（作者為沈陽大學文化傳媒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