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體的文化症候:為何熱衷於"炮制"虛擬的自己

　　為何熱衷於在社交媒體上“炮制”一個虛擬的自己？

　　新媒體時代如何充斥著感性的表象的“亢奮”？

　　電子媒介怎樣避免文化工業的同質化？

　　能否從“朋友圈”中奪回精神生活的自覺？

　　毋庸置疑，當下是一個速度被解放的時代。旅行的時間被極大縮短，空間被壓縮成一個“地球村”，雖然60億人口的村落無論如何也算不上小，但是大衛·哈維稱之為“時空壓縮”的事實卻悄無聲息地發生在我們身邊。其中最具震撼性的，既不是我們引以為傲的高鐵，也不是超音速飛機，而是正在24小時不間斷以光速傳播的網絡信息。

　　如果按照英國文化批評家雷蒙·威廉斯的說法，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那麼最能表征我們這個時代的，可能就是伴隨著互聯網的成熟而誕生的社交媒體文化了。去年英國上映了一部反思科技的迷你劇《黑鏡》，其中一集講述的是妻子在丈夫阿什死去之后，通過收集阿什在網絡社交媒體上留下的各種零零落落的痕跡，再造了一個虛擬的丈夫並與之相守相依的故事。這是個幻想故事，但現實生活中，“我來了，我看見了，我走了”，上傳一張照片，添兩個表情，發幾句牢騷，有太多沉溺於微信、微博的年輕人忙於在社交媒體上“炮制”自己生存過的痕跡，儼然是在再造一個虛擬的自己。買了個名牌手提包，聽了場演唱會，自然會樂意告訴好友自己過得很好，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哪怕感冒、發燒、流鼻涕，也能配著一張病懨懨的圖片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奔馳，換來一片天南海北的安慰與關心。社會理論家們常說現代的人是孤獨的、個體化的、原子狀的，然而現在，隨著網絡社交媒體的誕生，在千篇一律的高樓大廈中穴居的人類仿佛終於找到了一種彌補方式：分享。讓朋友與你一起快樂，讓親友陪伴你一起痛苦，時間和空間原本難以彌補的溝壑似乎已被巨大的科技成就填滿。

　　但是，年輕人置身旁的家人於不顧，窺視著天南海北各色人等的隱秘生活，這種所謂的“社交”也在引起越來越多的焦慮。“朋友圈”是否讓“朋友”變了味，虛擬世界是否在重新定義“社交”，“低頭族”們被手機改變了什麼，等等，這些問題已經是今天的大眾文化研究者繞不過去的了。作為時代文化重要表征的社交媒體，究竟表征出我們時代怎樣的文化隱憂？

　　首先，從個體層面看，社交媒體文化重塑了當代社會個體的認知模式，人們對日常生活的感知越來越碎片化，深度內省變得越來越困難。隨著移動終端設備的日益多樣和影響力的顯著增長，上班族們在上班途中、工作間歇、回家路上幾乎可以“隨意賦形”，在虛擬的世界裡不停地流動，屏幕上的游戲、閱讀、社交等多重任務循環往復，由此帶來了當代年輕人認知模式的轉型，美國學者海勒斯將之總結為從“深度注意”向“亢奮注意”的轉變。“亢奮注意”的特點就在於不停地通過光影聲色刺激大腦，使之興奮，而不是像傳統的閱讀那樣更傾向於涵泳沉潛的深度反省。來自於朋友圈的巨大信息洪流，看似在分享著各種各樣的新鮮內容，事實上卻停留在一個人生存的破碎表象上，這一點正是由“亢奮注意”的特點決定的。那些抓人眼球的圖片和聳人聽聞的標題，被法國學者維利裡奧稱為“感性表象的工業”，也許正如他所言，當代人正沉浸在一種“電光學的拜物教”中，人們被一種宗教似的迷狂所裹挾，投身於電子文化的繁榮景觀難以自拔。

　　其次，從人際交往層面看，虛擬空間中的人際關系逐漸烙上了消費社會和工具理性的雙重印跡，缺乏真實的體溫。今天虛擬的社交文化實際上是消費社會與移動終端結合之后的衍生品。你到了一家不錯的餐廳，給自己拍下一張享用佳肴的照片分享到朋友圈，一個免費的廣告就此誕生。然而，社交媒體中瘋轉的“郭美美”們，卻並不僅僅只是廣告，它讓我們看見了網絡社交媒體淪落為“炫耀消費”溫床的危險——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向著畸形攀比的趨勢惡性進化，同時不斷挑逗著消費社會高速發展的神經。正如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所說，消費社會的一員既是消費者，也是商品的推銷者，但更重要的是，“消費社會的成員本身就是消費品”。最終，人們在虛擬空間中的自我消費換來了一片噓寒問暖，隻不過是以簡短文字或表情符號的形式。這最大程度地降低了人際交往的成本，點個贊就完成了一次對朋友的問候！這種模式適應並且加速了當代社會效率至上、工具理性萬歲的趨勢，缺乏溫情的問候最終累積為無聲的哀悼：每一個用符號來問候的朋友只是符號般的虛幻存在。

　　再次，從社會文化層面看，基於社交媒體的新型文化帶有文化工業與生俱來的缺陷，即分享內容的嚴重同質化。於是，虛擬的朋友圈會不停復制自身群體的固有習性，社會區隔因此更加固化。人們在網絡社交媒體上所樂於分享的大多數內容都不是那些被時間洗禮過的文化經典，相反，越深沉的內容越不利於分享，越是喧嘩的控訴越能引起騷動。人們分享內容的深度與作為載體的手機一樣越變越薄。《江南Style》《狐狸叫》《小蘋果》等內容在社交媒體上的風行讓我們見識了文化工業深不見底的流行漩渦。在批評家阿多諾看來，這些流行的內容不過是文化工業流水線上的標准化產品。互聯網為這種同質化產品提供了最廉價的溫床，接受成本低，參與的門檻更低，樂曲強烈的節奏配上各種起舞的惡搞視頻，就可以勢如破竹地流行起來。也正是拜這種媚俗產品的流行所賜，經典的生存空間才會被逐漸蠶食。

　　曾經，我們寄予電子媒介的誕生以開創性的意義和活力。從羊皮紙到印刷術再到成本低廉的口袋書，公眾閱讀水平伴隨著閱讀載體的普及而得到提高，與之一同水漲船高的自然是他們的文化水平和認知能力。由此不難預期，數字時代電子媒介將為知識文化的普及帶來多麼大的效應。谷歌圖書擁有堪比地球上任何圖書館藏書的海量掃描文件，虛擬藝術博物館貯藏著從拉斐爾到德庫寧的大量藝術品影像，但是，現在要想觸動這類高雅內容的分享按鈕，需要朋友圈成員都具有較高的文化資本，換句話說，需要你的圈子足夠“高端”。因此社交媒體逐漸出現了布爾迪厄所謂的社會區隔，有文化的人會不斷分享高質量的內容，而缺乏文化資本的人則會不斷被掏空，成為文化工業的犧牲品，從而加劇社會階層難以上下流動的狀況。

　　虛擬世界中的這些文化症候未嘗不是對現實世界的某種反映。若是整個社會都穿上了永遠停不下來的紅舞鞋，人們沒有享受和學習高雅文化的時間，沒有進行真實的面對面交流的條件，沒有對自身精神生活的自覺與自省，如何能從眼花繚亂的朋友圈中找到一方自己的淨土？一個能虔誠地讀完《卡拉馬佐夫兄弟》的人會去享用一碗過目即忘的心靈雞湯嗎？總之，得讓人們見到海若，他們才會堅定脫離河伯的決心。

　　無論未來會如何發展，我始終相信，膚淺在任何時代都沒有成為文化表征的資格。

　　作者簡介

　　李三達，任職於湖南大學文學院，研究方向為文藝美學、文化研究。

　　《 人民日報 》（ 2014年09月09日 1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