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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二、以“微博打拐”的扩散实践为例对创新扩散的再思考
1、一项创新——“微博打拐”的兴起
据中国相关部分估计，全国流浪乞讨儿童的人数约在100万到150万之间，这些乞讨儿童中能够被解救成功的却极少。据悉，2006年一位安徽人沈浩曾发起“扑克寻子”、“DV寻子”等民间打拐行动，截至2011年已有800多个家庭通过这种方法找回了自己丢失的孩子。然而仅靠少数人的力量远远不够，同时这类“打拐”方法具有成本相对较高，实施速度缓慢，实施范围有限等缺点。
2010年9月，《凤凰周刊》记者邓飞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新浪和腾讯微博上发布了一张被拐儿童彭文乐的照片并附言“彭文乐于2008年3月丢失，家人在撕心裂肺的折磨和苦苦寻找的煎熬中度过了三年”。随后的每年春节，邓飞都会把这条微博重发一遍，截至2011年春节，该微博已被转发6000多次。2011年2月初，一位关注此事的大学生通过寻亲网站提供重要线索；2月8日，公安机关借此线索，帮助其父彭高峰成功地找到了被拐三年之久的儿子。
第一例“微博打拐”的事件在全国网民的接力中成功之后，2011年1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在新浪网开设微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呼吁网友将街头看到的乞讨儿童拍下，连同时间、地点等信息一同发上来，希望借此帮助家长寻找丢失的孩子。该微博仅开通10天时间，便吸引了57万多博友的关注。截至2月初，已有7000多张乞儿照片被上传，这些信息以几何裂变的方式增长着。
“微博打拐”这种依靠微博传播技术新兴的民间打拐方式能在短时间内在中国广大微博用户中得到扩散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从创新扩散理论来看，这种新型的打拐方式的扩散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传统创新扩散理论的路径。它是创新扩散理论在参与式传播角度下的实践。
2、“微博打拐”是创新扩散理论在参与式传播角度下的实践
上世纪70年代末兴起，并于90年代之后居于主导地位的参与式传播理论认为，现代化范式下单向、自上而下的大众传播模式由于漠视民众的智慧、创造力和地方性知识，导致许多宏大的发展计划最终失败。因此必须将传播实践从一种与社区分离的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送模式转变为草根民众参与的横向和自下而上的传播模式，使传播更倾向于多元化、小规模、当地化、非体制化。 参与式传播理论将传播看作一个参与者之间共享信息的过程，这种理论模式消解了传者与受者的区别，用“交流”取代了“发送”，从“信息”转向了“过程”。 学者Jan Servaes认为,在参与式传播中，专家和项目工作人员是做出回应而不是发号施令，重心是信息交换而不是扩散模式里面的劝服。 因此参与式传播被定义为一个在人们、集体和机构之间的动态、互动和变化的对话过程，使得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全部潜力，来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努力。
“微博打拐”这种新型的民间打拐方法是记者邓飞在使用微博时创造的，因此这种新事物来源于微博用户形成的这个社区本身，不是什么外来力量强行将某一种新观念、新事物推进到一个社区的。在邓飞使用微博上传乞讨儿童彭文乐照片到最终该儿童被成功解救之后，许多微博用户纷纷开始效仿邓飞的这种“微博打拐”方法，使得参与微博打拐的用户数量不断增加。同时由于微博本身的病毒式传播路径，这个传播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关注和参与微博打拐的网友数呈几何裂变的方式增长，使得“微博打拐”这种新兴的民间打拐方法能得到迅速扩散。因此，“微博打拐”是一种参与式传播角度下的创新扩散，在这个过程中，传播成为一种在所有利益相关者中开启对话以产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策略的工具，最终目标是利用传播作为一种赋权工具，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区别于传统的创新扩散理论里“时间”是其关键变量，在“微博打拐”这种参与式传播角度下的创新扩散中，“行动”是其关键的变量。微博用户们通过使用微博上传乞讨儿童的图片，转发来自那些寻找乞儿的家长、公益人士的微博，参与到“微博打拐”这种新型的民间打拐活动中，并且能通过评论微博和转发在微博用户这个社区中形成互动，同时借助微博本身的病毒式传播特征，促使“微博打拐”这种新型的打拐方式在微博用户群体中得到采纳，迅速地扩散。
除此，在“微博打拐”的创新扩散过程中，邓飞、于建嵘等首先使用“微博打拐”方法的创新者不同于传统创新扩散过程中的创新者，他们放弃了自己居高临下的专家角色，通过参与“微博打拐”这种新型的民间打拐活动，在社区对话和纵向、横向传播中一方面发现“使用者的需要和问题”，另一方面，与广大微博用户们一起共同分享和探求微博用于打拐活动的方法。在“微博打拐”的创新扩散过程中，邓飞、于建嵘等扮演的是协助者的角色，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专家。整个“微博打拐“的创新扩散过程中，创新者与早期采纳者、早期大多数是处于一种互动、对话、共享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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