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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超学科临界点的突破【2】

——访复旦大学教授孟建

陈 娜

2014年01月07日12:44    来源:新闻爱好者    手机看新闻

“我在干得最好的时候回到了高校”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电视事业和自身成就发展得最好的时候,孟建却选择了离开机关、离开媒体,回到高校。“这主要是受我的老师,南京大学董健教授的召唤。”孟建解释道。

董健教授是中国当代文学界、戏剧理论界的著名学者,著作等身,影响很大。董健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历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1986-1988)、南京大学副校长(1988-1993)。在孟建担任江苏省电视学会秘书长和江苏省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的时候,董健教授与之熟识并寄予厚望。“董健老师说,南京大学1958年就创办过新闻专业,后来停办,现在想恢复。他建议我回到高校来,对我说了一句:‘你就到南大来吧’。”

事实上,在电视事业发展如日中天的时候选择激流勇退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当时是秘书长,年纪也不大,属于处级干部,同事们都很吃惊,多不容易啊,怎么就突然不干了呢?但是我觉得老师是发自内心地召唤我,董健老师有很高的文化层次、很深的内涵,对我也有很真的情感。所以我咬咬牙就到了南京大学。”1986年,经教育部批准,南京大学新闻专业恢复办学。1988年,孟建正式加盟正重整旗鼓、百废待兴的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兼任副主任和南京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副所长,配合中国写作学会前会长、新闻专业主任裴显生教授工作。“从最初的专业运作,到不断成熟后在1992年成立新闻系,我在南京大学工作了13年,1996年我被评为教授,2000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

2001年,孟建作为复旦大学引进人才,从南京来到上海,加入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电系的师资阵营。“当时复旦广电正好非常缺人,张骏德教授是专业主任。与我一同被学校引进的还有浙江大学的黄旦老师,以及半年后也过来的中国人民大学的童兵老师。我虽然当时很明确是到广电来,但是我没想到复旦会在2003年就下决心让我这个外来户担任系主任。一来我确实感到复旦很开放、很包容,二来我也感受到了压力,因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竟是中国最好的新闻学院之一。”

复旦大学作为全国高校中举足轻重的名校,虽然新闻学院实力最强的是在新闻系,但是孟建认为别人不会这么看,对广电、广告,大家还是会用复旦的同一把尺子来衡量。为了迅速适应环境,扩展人际视野,打开事业局面,初来乍到的孟建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衬。“那段时间,我有时候一个晚上最多有三个饭局。赶这些饭局,不是我喜欢参加应酬,恰恰我不喜欢应酬。但是,我要通过这样的人际场,尽快地熟悉上海,熟悉上海的媒体界。随即,复旦大学引进人才的目的也很快摆在了我的面前,就是要去争取广电的博士点。在大家的抱团努力下,大概是在2006年左右,我们把广电的博士点拿下了。不仅拿下了广电的博士点,而且拓展了一个全新的博士点方向:广播电视学。这个研究方向,彻底打通了广播电视新闻、广播电视艺术等壁垒,实现了一次学科的大整合。”

2003年3月,孟建接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一职,协助院长分管学科建设,主管学术科研以及学院创收三大块。当被问及身居此职的主要成绩和成果时,孟建谦逊且谨慎地回答,“这个很难说,因为这是一个集体,很多成果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我只能说我们这个集体还是很不错的,我们这个班子是比较团结的。毕竟像这样一个老牌的学院,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比较多,流派也比较多,要协调好这些关系,保证学院在基本发展方向上不受这些因素的震荡,就很不容易了。总体来说,这些年来,我们这个班子没有大的震荡,很好地保证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这个全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学院能够做到平稳发展、稳中求进。”

“板凳甘坐十年冷不是唯一的治学方式”

如果说学术领域中大体有两类学者,一类是退居象牙塔、甘坐冷板凳,固守一地,深挖不懈;另一类是积极入世,左突右进,紧随前沿,开源求变。那么,孟建显然是属于后者。而至于个中甘苦、得失及利弊,孟建有着对自己非常清晰的认识。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分几个层面来判断。第一是作为领导你怎么看,第二是作为普通教师你怎么看。我在新闻学院担任过七年的领导,分管的领域也很重要,用一句俗话来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起码要对得起这个位置。所以,尽管做得可能不是很好,但是这种责任感始终作为一种内在动力在鞭策着自己。但问题是我还有身为知识分子的另一面,而出世与入世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最要紧的问题。”说到这里,孟建似乎感触颇多,“这方面我觉得讲得最深刻的莫过于李泽厚先生了,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永远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中,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知识分子往往要出世,‘散发弄扁舟’,浪迹江湖;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每每心存魏阙,心忧朝野。很多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就在这里,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悖论。”

“当然,除了以上两个层面之外,还有一个层面,就是知识分子做学问的方式。以前我们都强调‘板凳甘坐十年冷’,在近代,这主要是胡适奠定的传统。这种方式对许多老师影响很大,包括我在内。但是我觉得,这对我不是唯一的影响。相反,我也很欣赏‘狂飙突进’的方式,我称之为‘立标杆’。”孟建认真地说道,“对于某些研究问题,时代的快速发展决不允许我们在瞄准它之后先做十年八年的积累再动手。所以对于此类问题,我们必须吸取‘立标杆的狂飙突进式研究方法’。也就是说,先奔着一个目标去,在过程中不断汲取其他学科的经验,慢慢完善。而对于前沿的不断追逐绝非盲目跟风,需要综合个人的知识体系、社会认知、价值判断,甚至个人性格等复杂因素。这在中国,被认为是屈原的‘求索精神’,在西方被认为是‘老浮士德精神’,这恰恰是我喜欢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孟建的学术理念关键词中,“创新”“领悟”“前沿”“超越”“灵感”等是其频繁闪现的思想导向。这种强调和导向显然首先与孟建自身的禀赋和成功的经验不无关系。但另一方面,孟建也比谁都更清楚,这种敏锐异禀的获得,没有孜孜以求的付出和深水静流的积淀,无疑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悟性’这个词用得合不合适我不敢说,但类似这种能力我始终认为是有的,它实际上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体现。在我经历过的学术生涯当中,重大的学术事件、学术变革、学术转折,我几乎都是预先体悟到、捕捉到的。例如我们现在非常时髦的‘大数据’概念,我和复旦大学计算机学院、经济学院的两位老师大概在四五年前就预见到了,我们曾经还专门开了个小型的闭门会。但至于是不是俄罗斯文学中描写的‘奥博洛莫夫性格’,也就是‘醒得早,起得迟’,这个我不敢说。但至少,我的心灵验证到了,我的学生足以为我见证,我很珍惜这个。”说到这些,孟建小心却很真诚。

“人生经历的磨难决定了应当承担的责任”

儒雅谦和、爽朗敏捷的孟建很难被看出已然将近耳顺之年。言谈间,他对“七七级”这个特定名词充满了亲切的情感。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磨难,我们对社会的认知深度,我们坚忍不拔的品格,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应该承担更重要的责任。这种责任当然也可以折射到学术上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感觉,我们这一代人往往会基于这样的思考。”孟建说,“我很少会去想这个时代欠了我们多少,我们要去攫取什么、获得什么。相反,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在社会当中应当成为中坚力量,在学术领域应当承上启下。”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孟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回忆是平静且理性的,他甚至没有更多地提及自己遭受的个中坎坷,当他开口谈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就已然是一种释怀了。“回顾我一生经历过的事件,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文化大革命’。至于自然灾害等等其他历史事件,都比不上这个事件。所以说苦难是最好的老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福祸相依能够解释这个问题,关键在于你怎么去看待它。但是从整个社会来说,‘文化大革命’导致多少人才被埋没了,不能因为我个人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就说这是件好事,这显然也是不道德的。对于一个时代而言,它绝对是场空前的浩劫。”

他继续说道,“所以你说在学术上,我们这一代人完成了什么,我觉得都不好说。当然,我们这一代人还在路上,也很难说还会有多少贡献。但是我一直认为,我们这些人再有贡献,也就是那么一点儿了。即使是比我们再年轻十岁,现在50多岁的人,他们的贡献有多大,尽管未知数会比我们多一些,但基本上轨迹也就在那儿了。再年轻十岁,他们就更未知了。而真正预测不到发展潜力的,是30多岁,甚至20多岁的人。因为时代变化太大了”。

孟建说,“社会的快速旋转对学术的影响,使得当下的学术走向挺难捉摸,你现在很难说我们的老师在研究什么。学术研究也在快速地裂变,有些甚至已变得面目全非。”孟建不无忧虑,“这不一定都是好事,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快速旋转的社会中来更好地反思自己,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我们讲‘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其实还缺一个——‘文化自省’。没有‘自省’,哪来的‘自觉’‘自信’‘自强’?也就是说,我们要时刻保持反思,包括对现在的跟风现象和浮躁氛围”。“当然,”孟建补充道,“这些话并不是只跟你们说,我们自己也不能被列到外面去,我们也要反思。所以你刚才问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认为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对我而言,问题就在于:我还能做点什么?”

“超学科会形成临界突破的力量”

关于下一步的学术规划,孟建娓娓道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总觉得我这把折扇应该合起来一点了,但没想到现在撇得更开了。换句话说,按理不当院长应该稍微清闲一点了,但我反而比以前更忙了。我现在主要考虑的是要搭建起一个很好的学术平台。”

如今,忙碌的孟建主要担任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省部级新闻发言人评估组组长、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以及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主任这三个机构的负责人。他说,“我现在就把这三个平台连成了一个较大的学术平台,让我的学生、我的同事,包括学院内外的老师们都可以到我这个平台里来。这三个平台也构成了我今后研究的三个方向,比如说国务院新闻办方面,我把它定位为政治传播研究,着重研究我国的对外传播,特别是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着重研究公共关系的前沿理论与运作实务;而视觉文化研究中心我也很珍惜,因为它完成了从一般意义上的影视研究到新学科的转向。”

说到这里,孟建充满了自信:“在政治传播方面,国家形象研究,包括地区形象、城市形象;软实力研究,包括国家软实力,城市、地区软实力;新闻发布制度研究,包括政府的新闻发布制度、党的新闻发布制度、军队的新闻发布制度,这几个领域我们全都推进了,在全国都是有相当影响的。在公共关系方面,我提出的‘强力公关理论’已经被有关学者介绍到了国外,成为一种全新的公共关系理论。至于视觉文化方面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我们的《视觉文化传播研究》已经正式创刊,而这个领域无论是在当下还是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都会有所关注。至于还会不会再开辟一些新领域呢?我想很可能还会有,但是我不会再去简单地开窗口了。”

孟建说,“现在我们经常讲跨学科,跨学科固然很重要,但光是跨学科还不行,还有一个词叫‘超学科’。超学科不是一般的跨越学科界限,而是学科在高度综合、强烈激荡以后,形成一种临界突破的力量,让学科与学科之间在这里真正地实现化合交融。我就是想在这样一个超学科的背景下,尝试着实现一些重大突破,我觉得这很可能是我最近正关心,也是最想努力的方向。”

实际上,孟建对“超学科”理念的提出,是他几十年来的治学追求水到渠成的集中体现,他把握前沿的敏锐潜移默化地炼就了他的学术穿越能力,而善于打通群落、建立体系的学术整合能力,又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他曾穿插于政界、业界、学界的那段过往。有意思的是,孟建总是担心自己会“醒得早,起得迟”,这或许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时不我待的人生姿态。毕竟,在他所走过的道路中,其学术整合的使命才刚刚开始。而他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中关于“超学科”理念的阐释与追求是否又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导向和预测?孟建在行动,我们在期待……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特别鸣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学生章子荣为本文整理原始录音素材)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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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立娟(实习生)、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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