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改革力求体制突破

传媒业进入新时期以来，报业在行业改革中始终处于先锋地位。当始于1980年代的党报改革很快遇到天花板之后，从晚报到都市报、时尚消费类周报，再到财经类报，每一次报纸形态的演进都较好地弥补了之前报业发育存在的不足。不过，这其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广州日报》成为报业集团的龙头，不仅表现在舆论场中的强势地位，还表现为经济场中的实力。但很可惜，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成功经验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扩散，之后组建的报业集团大都回避了类似《广州日报》在集团内部独大的组织结构，更多形成“子报养母报”的结构，美其名曰：子报走市场，党报管舆论。

不过，如果回到1980年代来看，当初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制度设计实属无奈，主要解决的是办事业缺少财政支持的问题。但是，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如果盘点我国报业演进的轨迹，常常让人感慨这是一场“买椟还珠”式的改革，企业化管理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办好属于事业性质的报纸，但关于报业的创新成果多集中于企业化经营层面，改革明显地表现为边缘突破的特征；而关于如何办好事业性质的报纸这一问题始终停留在改革的起点，几乎没有明显突破。而且，就报业的经营而言，因为有事业单位这个身份的束缚，子报需要反哺母报，大量资金被循环出体外，用于补贴徘徊于市场边缘的其他报纸，这些子报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而无力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参与竞争。这就出现了与经济学基本常识相违背的现象：一般而言，集团化方式参与市场竞争因为存在交叉补贴会产生优于单个报纸的竞争优势；但恰恰相反，北京青年报、潇湘晨报、成都商报等在区域市场单打独斗的报纸却在市场竞争中表现出明显优势。究其原因，这些报纸能够把挣到的钱用于扩大再生产，而不用担心被循环到体外。

进入2000年后，新媒体的兴起对于报业是一个不小冲击。如果说1995年到2005年都市报是我国传媒业的创新领导者，2005年之后，这一地位已经逐步被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取代。我们最早认为报业与互联网之间的差异仅仅是传播形态层面上的差异，因此，传统媒体办网站被认为是应对互联网冲击的关键举措。但是，经过了10年以上反复尝试，能够到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几乎都是非国有背景；而具有传统媒体背景的新媒体公司虽然选择了在国内上市，但就其业务构成来看，多为WEB1.0时期的技术特征，与这个时代的新媒体业务几乎格格不入。这时候我们才发现，新媒体绝不仅仅是新在传播形态，更为深层的是制度层面的优势；尤其那些被美国纳斯达克规训过的新媒体公司，常常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公司治理水准；而他们面对的传统媒体领域却连基本的市场规则都还没有确立，例如发行量的认证、广告收入情况的公开等等。在这样的格局下，我们看到传媒业资源的流动主线表现为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领域的流动，反向的流动却很少见到；尤其是大量传媒精英投身到新媒体领域，使得报业创新更加捉襟见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13年10月28日，原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合并成为上海报业集团，并传出确立了大举进军新媒体领域的战略方向。笔者认为，这一合并对于打破当前我国报业自从2005年失去创新领导者地位后的僵持局面具有重大意义。我们之前常常寄希望于我国报业在体制层面有所突破；而这一次，正是制度设计者主导了集团的合并，使得我们对这次合并在制度层面上的创新充满期待。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媒介管理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与传播学专业硕士学位项目主任。主要研究传媒产品创新、文化产业政策、新媒体传播等。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省部级项目10项；在CSSCI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