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学视角下解读我国的公民新闻

近些年来，公民新闻在中国的实践中不断地深入和推进。公民新闻在某些事件的报道中，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逐渐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例如在2007年的“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华南虎事件”，2008年的“汶川地震”、“出国门”事件，2009年的“躲猫猫事件”，2010年的“日记门”，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以及2012年的“毒胶囊”等诸多事件中，公民新闻彰显威力，它推动了事件的发展，对社会进行了有效的监督并且引导了社会舆论，对中国的社会变革和进步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同时也弥补了主流媒体的一些不足，对社会全景的客观再现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为民众争取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为民众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平台。

麦克卢汉在“媒介即讯息”的著名论断中对媒介在历史上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对社会而言，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媒体所传播的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及带来的社会变革。新媒体和公民新闻在推动社会进步和变革中的作用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内容，也是我们对公民新闻进行研究的最大价值所在。本文从传播学的具体视角出发，来分析下我国的公民新闻。

一、公民新闻的传播模式

传统媒体的传播模式是由上至下的线性“广播”模式，新闻在到达受众前必须经过媒介组织的层层把关和过滤，因此新闻受媒体控制的现象十分严重。而广告商又直接影响着媒介组织的决策，因为广告对媒介组织至关重要甚至关乎媒介组织的生存。受广告等利益影响的媒介组织全权进行信息的筛选、把关和处理，之后才将“过滤”后的信息送到受众面前。作为“把关人”的媒介组织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且媒介组织就是利用其绝对的话语权实现种种利益的。

公民新闻打破了以往传统媒介由上至下的“广播”模式，实现了“互播模式”。“互播模式”是以个人化而非组织的身份参与信息的猎取、处理和传播，参与者随时进行着传者和受者身份的互换，此种传播模式下的信息是多元和海量的，而且信息在流通中不用经过层层过滤就可以直接到达受众。

公民新闻及其“互播模式”为人们带来了一个随意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传受双方真正实现了信息的共享和交流。由于受众直接参与到新闻活动中，他们有着直接的话语权去表达自我，而一旦这种话语权让他们在信息传播和心理表达过程中得到了实际的利益，他们将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新闻传播活动中去，这对我国公民新闻的发展具有“滚雪球”式的促进效果。

二、公民新闻出现并盛行的原因

对受众行为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学者们对广播媒介、印刷媒介和电视媒介都进行过系统的研究。笔者也从新媒体（公民新闻的主要发布平台）和公民新闻的“使用与满足”角度进行了思考，以下是对之进行的总结和归纳：

1.真正的获得社会身份。新媒体的出现，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真正的话语权和意见表达渠道，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等人口因素所带来的人与人的不平等或者说是不平衡在这里被弱化，每个人都拥有了“利用媒介”表达自己意见和观点的实际权力，此外，民主意识的提高也使得人们越来越乐意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的讨论，这样的讨论会使得他们的社会身份更加明确或者说使他们更加有成就感。

2.保护和争取个人或群体利益。当今，公民新闻的主要载体——新媒体成为普通民众和政府的一个沟通平台，这个便利的平台使得人们拥有了最实际的话语权，而话语权又将为人们带来更多其他的实际权力。“孙志刚案”引发了中国国内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促使政府颁布了新的法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公民新闻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维护、争取利益和权力的一种渠道：当普通公民的利益被损害，又无法利用传统媒体发出维权声音，通过司法程序又得不到满意的处理结果时，公民新闻便成为一种维护或争取权益的渠道。

3.建立和扩大自己的交际圈。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们倾向于和与自己有相同兴趣、爱好、观点等共同点的其他人交流、获得认同和鼓励。公民记者在针对某些社会公共事件的讨论中发表自己的言论、观点，并在此过程中让更多的人分享自己的观点和信息。此外，新媒体普及后，有相当一部分人更喜欢建立“拟态”的人际关系去拓展自己的交际圈。

4.获知主流媒体报道空白区域信息的需要。即时性是公民新闻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种优势成为其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在重大和突发事件发生时，公民新闻的受众有时远远多于主流媒体的受众，这无疑得益于它即时性的优势。此外，公民新闻主要的传播媒介——网络上的信息是海量的，每个网民都有自己的小知识库，可以提供独特的信息、知识和观点，而且网络上还有许多信息是主流媒体不敢和不能言说的内容，因此网络比主流媒体提供的信息要丰富的多，这迎合了公民多元信息的需求。因此，获知主流媒体报道空白区域信息成为受众阅读公民新闻的一个重要原因。

5.创造和展现个性的需求。普通公民通过对新闻信息的猎取、处理、编辑和制作并把它们以文字、图片、影像等形式发布出去，供众人观看，这本身就是个创造的过程。如何对信息进行处理和编辑能够展现公民记者的个性，以备受关注的韩寒博客为例，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韩寒以敏锐的眼光来审视社会上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并以犀利的言辞和独特的视角对事件进行的剖析和评论。韩寒的博客就是其文字创作的园地，也是其“敢言”个性展露的地方。

6.娱乐消遣的需求。当今，人们的生活节奏较快，工作、生活压力很大，因此迫切需要能够随时找个地方释放压力、轻松一下。数字科技的进步使得人们随时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自己喜欢的新闻信息来放松一下自己，很多公民新闻的形式没有主流媒体那么刻板，内容也比较有趣，因此阅读公民新闻成为部分人娱乐消遣的方式之一。

三、公民新闻并没有彻底颠覆“沉默的螺旋”假说

1980年德文出版的《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皮肤》对诺依曼“沉默的螺旋”假说进行了全面的介绍。此假说的三个命题为：一，个人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二，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三，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1]。关于此假说，相当一部分学者持有这样的观点：公民新闻的出现彻底瓦解了“沉默的螺旋”假说。他们认为网络的虚拟性以及网民匿名性的特征使得网民们没有“为避免孤立状态而倾向于‘多数’或‘优势’意见”的心理压力，因此他们发表意见时不会“沉默”或“附和”优势意见。在此，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网络是具有“社会性”的，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交流方式，这些交流渠道使人们形成、发展和保持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网络关系。无法否认的是，网络虽然具有虚拟性，但是它已经成为人类交流的庞大媒介，维护和拓展着现实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性使得网络信息的传播中也存在“意见领袖”，也有着“多数”和“优势”意见，特别是在网络社区比如论坛里，人们在对某件事情进行讨论的时候，或多或少还是会受“优势意见”影响的，只不过，网络的虚拟性弱化了这种影响，并且在相当程度了延滞了“优势意见”的增势。其次，网民们的媒介素养良莠不齐，除非他们亲眼所见，绝大部分网民对新闻信息的甄别能力不够，所以，他们大多时候仍会倾向于“优势意见”。例如，在汶川地震中，四川省卫生厅“官员殴打志愿者”事件一经某网民在QQ群发帖后，立刻有相当多的网民义愤填膺，纷纷对此转载和发帖，并且“人肉搜索”此官员，大有不找出此人，不拉他下台决不罢休的态势。在此事件中，很多网民是没有经过调查就大量转发此信息的，而此信息越多的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就越被认为是“真实”的“优势意见”，继而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它，如此，此信息便会被更多的人转发，这便形成了一个循环。当四川省卫生厅在四川省抗震救灾情况通报新闻会上辟谣说此事件是子虚乌有后，网民们对此事件的讨论和关注骤然少了许多。毕竟在当今，人们还是更愿意相信传统主流媒体的报道内容，虽然卫生厅的“辟谣”才是真正的歪曲事实。四川省抗震救灾情况通报新闻会一经主流媒体报道，歪曲事实的“辟谣”摇身变成了“优势意见”，因此得到了绝大多人数的信任，于是只剩下为数较少的网民决定跟进此事。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真相最终大白于天下。

四、公民新闻传播形成的信息环境

信息环境，指的是一个社会中由个人或群体接触可能的信息及其传播活动的总体构成的环境[2]。信息环境在传统社会中也是存在的，只是社会交往的空间相对狭小，因而信息环境与客观环境处于重合的状态。而在传统媒体主导的时代，信息环境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映而成为各种媒体所建构或提示的“拟态环境”。新媒体和公民新闻的出现，使得传统媒体建构的“拟态环境”受到了冲击和质疑。媒体信息越是海量和多元，其建构的“拟态环境”就越贴近现实，这也是新媒体发挥的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作用。新媒体和公民新闻所提供的多元信息、多元声音使得“拟态环境”又将向客观环境回归或贴近，这是一个必然趋势。

五、公民新闻的社会功能

1.社会进步的助推器。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过“媒介即讯息”的著名论断。该论断认为“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3]。” 新媒体为普通公民带来了实际的话语权，也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孙志刚案件”结束了一部实施了长达21年的法律《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使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再来回顾2009年初的“躲猫猫事件”，当《云南信息报》报道此事件的主角李荞明是由于在看守所玩“躲猫猫”游戏时意外撞墙而死，舆论一片哗然。在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等的筹划下，“网民调查团”成立。虽然此调查团没有成功，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推动了社会民主艰难的向前迈了一步，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时，抛弃了遮盖逃避的方式而是开始主动公布信息。另外，网民参与公共事件的热情越来越高，平台也越来越多。2011年的“小悦悦”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中国道德问题的深度反思，此事件迅速在各种媒体上出现，在庞大的舆论场中，我们反思了国民的劣根性，重新接受了一次道德启蒙。2012年底，“房妹”问题首次被微博披露，迅速成为“热议”的焦点。公民新闻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网络反腐”的角色。2013年1月4日河南兰考县城关镇一民办收养所火灾带来了网友对民政部门收养制度、孤残弃婴救助体系和政府职能问题的热议，这些讨论促使民政部反思我国的收养制度，并表示将修改相关规定以放宽收养条件，积极出台儿童社会福利条例，健全儿童福利保障体系。诸如此类的公民新闻越来越多，它们艰难的推动着社会的一次次变革和不断进步，这也是公民新闻最重要的价值体现。

2.提供信息和娱乐。任何传播行为都具有提供信息或娱乐的功能，公民新闻在提供信息之余，有相当一部分纯粹以娱乐和被娱乐为目的。

3.社会协调和整合。新媒体时代，当普通公民无法接近主流媒体、无法通过主流媒体表达自己的愿望、意见、不满等情绪时，公民新闻便成为一个成本低廉又便利的“发声”渠道。同时依托其“互播”模式的优势，公民新闻也是协调社会关系的一个平台，特别是在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中，公民新闻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协调、社会整合中的作用更加明显和重要。

4.政治监督和舆情的传达。新媒体的使用便捷性、网络的虚拟性、网民的匿名性、网络信息的即时性和海量特点使得现代社会的“政治监督”变得不再“飘渺”，每个人都可以进行社会“监督”，揭露政府和社会的阴暗面，也可以随时“问政”。此外，不同以往大众媒介舆论“上情下达”的线性传播局面，新媒体和公民新闻为民众舆情的“下情上达”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2012年12月26日，有微博爆料郑州“房妹”事件，引发了网友和公众对房产问题关注和责问，促使相关部门对此事件做详细调查，最终使事件主角翟振峰落马。

5.流言和谣言的温床。其实，网络媒体具有比传统媒体更严重的负面功能，其最主要的负面功能是 “流言和谣言的温床”。每个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网络的虚拟性和网民的匿名性在对社会民主的推进方面功不可没，但是也容易滋生“流言”和“谣言”的病菌，从而侵蚀舆论环境，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流言通常是围绕人们比较关心的、涉及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发生的，证据的不足或状况的暧昧性会恶化舆论环境。网络的即时性特征为流言的快速增殖提供了无限的便利。例如2011年的“抢盐风暴”中，有商家借机哄抬食盐的价格，扰乱了经济秩序，还有非典时期的“抢购板蓝根”，“超市抢购”现象，公民新闻在这些事件中都起到过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谣言是有意凭空捏造的消息或信息，其危害更大。例如2012年3月以来，一些不法分子在互联网上编造、散布“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的谣言，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

公民新闻在中国的发展依然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着种种问题和矛盾，就目前而言，公民新闻传播者的媒介素养还不够高，其信源的可信度不够高，虚假信息泛滥，新闻媚俗现象相当严重，管理和把关方面也存在着诸多漏洞，而且公民新闻在今后的发展中还将会遇到新的问题。公民新闻如何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依然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各个部门以及普通民众的努力配合和互相监督。

（作者系商丘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师，硕士，主要从事新闻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 蒋卓然,高启然,赵淑华.参与式新闻的受众角色改变[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2(5).

[3] 施小冬.“草根媒体”转变为“主流话语平台”——从“躲猫猫”事件看网络监督力量[J].新闻爱好者,2009(18).

[4] 魏少华.零门槛的隐忧:草根新闻与把关人理论[J].新闻界,2009(3).

[5] 张名章.网络传播中公民新闻的崛起与启示[J].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4).

[6] 刘超,金柔雅.公民新闻:构建一种新的传播范式——从传播学视角看公民新闻[J].新闻世界,2012(3).

[7] 刘怡.对草根新闻的传播学思考[J].滁州学院校报,2008(2).

[8] 庹炼.公民新闻的传播学解读[D].湖南师范大学,2010.

[9] 梁纪朋.公民新闻发展现状研究[D].河南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