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巴马口才看中国官员媒介素养

新媒体时代下的舆论公开化和政务透明化使得政府和媒体的关系日趋紧密，政府需要借助媒体来向公众发声；公众了解政务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媒体，媒体成为沟通政府和公众的桥梁和纽带。在政府与媒体相互依存又互相制衡的矛盾关系中，如何恰到好处地与媒体沟通，准确及时地传递政府施政主张，既体现官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也检验政府的执政水平。 

连日来，美国总统奥巴马一系列群情激昂、颇具感染力的演讲视频在网上热传，引来大批网友的追捧。作为通晓公关手段的政客，奥巴马除了擅长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外，他还是一个善于应对媒体的高手，在与美国新闻界的多场互动访问中，面对不断挑刺并制造难堪的媒体，奥巴马总能游刃有余，既能巧妙躲开媒体的明枪暗箭，又能借助媒体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面对媒体时这种强韧的心理素质和高超的应变能力是长时间知识积累和对工作驾轻就熟的一种映射。从奥巴马身上，人们看到良好的知识储备和雄辩的口才赋予一个政治家的风采。

可以想象，奥巴马公开演说及应对媒体的绝佳口才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也非临场发挥，而是他智慧、胆识、学识、素质、才情、能力的综合体现。反观我国的有些政府官员，他们或由于自身知识结构不完备，或对媒体这种“社会公器”缺乏认识，或缺少危机公关的能力，在应对媒体时往往显得手忙脚乱、底气不足。曾经有媒体报道，如果要给中国官员整体应对媒体的能力打分，恐怕只能打出60分。因为从总体上看，众多中国官员面对媒体时仍以排斥、防范的心理居多。说话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滴水不漏、空话套话多，是中国官员留给外界的普遍印象。

官员若要想获得曝光率必须增强媒体意识

作为一名政府官员，每天与媒体打交道是家常便饭，如果能很好地与媒体互动，理解媒介需求，对其政途将大有裨益；反之，将很难打开工作局面，严重时还容易在媒体和民众之间形成沟通障碍，影响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所以，拥有媒体意识和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不仅是官员职业技能必备的“软实力”，也是每一位力图求进的领导者成功人生的催化剂和加速器。能言善辩、口才卓越的领导者在仕途上有独特的优势。

对于能否采集到有价值的好新闻，除了记者在现场与官员的互动交流和后期的妙笔生花外，最重要的还取决于官员对本行业的知识储备和应对媒体的能力。笔者常常听到有记者议论：某某官员谈到了“点”上；某某官员没谈出有信息量的内容来。毋庸置疑， 那些出口成章能谈到“要害”的领导便成了记者们围追的“香饽饽”，这类人能很好地与媒体互动，瞬间抓住话题的核心要领，甚至还能启发记者。这些与记者配合得很好的官员自然而然便成为各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人物。

由此可见，官员若想获得曝光率必须要有媒体意识。有媒体意识的官员知道如何与公众交流，懂得将自己的政治意图和施政纲领归纳、总结、提炼并简明扼要表达出来，让媒体在最短时间清晰全面地“捕捉”到有价值的信息并传达给受众，从而树立较好的形象，提升执政影响力和曝光率。反之，那些缺乏媒体素养的官员则要走很多弯路，他们面对记者的提问常常不知所云，车轱辘话绕来绕去说不到问题的根本，或者干脆一上来就背诵“政府文件”，空话套话连篇。这些官员对媒体的认识不足，缺乏应对媒体的经验和技能，即使做出了政绩，也是“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相较于前者而言，这类官员在媒体面前显然是“弱势群体”。

要成为一名有执行力和影响力的官员并非易事。当前，中国的官员队伍中有媒体从业经历的很少，大都没有经历过与媒体相关的专业培训，部分官员在与媒体的沟通上也较为间接，通常是通过秘书或下属代为传话和审稿。当然，那些能够很好地与媒体现场“过招”和“互动”的官员也大有人在，这类官员有的曾在党政宣传部门供过职，有的深谙媒体规律，他们时不时能营造出一些“执政话题”，很容易成为各大媒体争相追逐的“政治明星”。

应对媒体是官员的必修课

强调提高媒体素养并非是倡导“会说”，摒弃“会做”，而是对领导干部提出更高的要求，将媒体意识和传播素养作为领导干部的一种综合素质来考量。在笔者看来，能够较好应对记者的各种提问，面对面接受媒体“挑战”，恰恰反映了官员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综合素质的体现，它既检验了官员平时的知识储备、对所管辖政务的熟悉程度以及对当前政治形势的体察把握水准；又考验了官员的现场沟通能力、语言驾驭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

官员不善于与媒体打交道，小到影响其本人的形象，大到影响其所管辖区域的工作效能和经济发展。在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自媒体多种媒介存在的当下，官员的言行都在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之下，具备一定的媒体意识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常见有些官员缺乏必要的公共学知识，欠缺化解舆论危机的能力，在面对公众和媒体时闹出不少笑话。有些官员独白式语言较多，不注重与媒体互动；有些则大话空话套话较多；还有的官员面对媒体的提问不知所措，回答问题缺乏技巧，不是“满嘴跑火车”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三缄其口避而不答。官场常现“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等现象，真正具有含金量和感染力的个性化语言较少。归根结底，这些现象都是官员缺乏媒体素养的表现。

既然做的是公共事务，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公众人物。这意味着，官员和演艺明星一样，既然选择做这一行，就要和代表公众意见的媒体打交道，时刻接受大众和传媒的审视。所以，西方国家的政客、官员们从进入政坛之初，就充分认识到媒体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赢得了媒体就赢得了选票，因此，各级政府首脑将驾驭媒体作为执政基本功和从政必修课勤学苦练。而在我国，只有少数经过专业培训的新闻发言人具备应对媒体的素质和引领舆论的本领，但新闻发言人不足以代表各级政府向庞大的新闻群体“发声”，这种现象势必导致政府公共事务在公众心中“能见度”下降。基于这一状况，我国有关部门开始有意识地针对政府官员进行培训，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官员能够自如应对媒体。

“媒介素养”关系到执政水平的高低和民心向背

社会上曾流传一句话，叫“防火防盗防记者”。言外之意是把记者等同于“火”和“盗”，加以防范和排斥。为了避免“负面报道”，有些地方官员将记者敬若上宾；有的则干脆将记者聘为“特约观察员”，为之颁发“新闻监督护照”，像变戏法一样，把舆论监督权从“全民所有”变为“单位所有”；有的干脆变“防”为“请”，与记者交上朋友，并隔三岔五请记者前来歌功颂德，为其做“擦鞋”报道；还有一些将实施批评报道的记者视为“仇敌”，采取非法拘禁等手段对其进行监禁和封杀，以达到消弭忧患的目的。这些举动恰恰是官员缺乏媒体素养的表现。新闻报道本身是“客观公正”的，所谓的“负面”报道其实都是充满阳光和正义感的正面报道，让所有的美与丑、假与恶都暴露在阳光下，让社会的一些弊病及时得到根除和匡正，让隐患消失在萌芽中，这不仅是新闻人的职责，也是执政党的职责。

由此可见，领导干部不能将媒体视为对立面，把记者当成前来挑衅和找麻烦的对象，把“歌功颂德”的记者视为“喜鹊”，把进行正当舆论监督的记者视为“乌鸦”，把提尖锐和敏感问题的记者当成“麻烦制造者”。官员要以开放的心态、平等的姿态与媒体打交道，既不应居高临下，也不必恐惧畏缩，一切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大气、大度、坦荡的胸襟迎对记者的提问，即使是遇到尖锐和难堪的问题，也要沉着应对，友善倾听。这既是一种为官的姿态，也是一种执政的境界。

民有所呼，官有所应。每一起突发事件，处理不好都会令政府公信力折损蒙羞，应对得当则可能为政府公信增加价值筹码。与媒体打交道是一门学问，官员在与媒体对话的技巧上如果欠火候，将跟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官员真正“学会对话”，不仅关乎到自身执政水平的高低和民心向背，也关乎政府形象和国家形象。因此，与媒体保持有效的沟通，与公众良性互动，是官员执政的必修课。

（作者：《中国文化报》主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