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邵逸夫去世后,从纸媒到网络,从报纸的头版到副刊,相关报道大有铺天盖地之势。然而,萝卜快了不洗泥,再加上原本就准备不足,一些报道在事实精确与评价尺度等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以至于有网友慨而言之:“媒体出来的稿子几乎都惨不忍睹,家家随心所欲。”
这当然有些夸张,但具体到7日中午的某网络报道(现已删除),则应属实情。光是几幅图片,不足千字,各种硬伤就接连不断。比如,标题明明讲述的是上世纪60年代的邵氏电影,内文却放了尤敏的照片;而早在1958年,她就已转投电懋。文章还给邵氏电影里出现的女主角们统统戴上“邵氏女郎”的光环。而要说邵氏女星的代表人物,李丽华、林黛、林凤、何莉莉这几位还说得过去,但是夏梦、尤敏、胡燕妮这些怎么能算呢?尤其是夏梦,实为长城三公主之一,没有领过邵氏的片酬,怎么能算成邵氏的招牌呢?难怪有网友直言:“简直无力吐槽,哪怕你百度一下呢?”
报道还称,邵氏在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电影界可谓“风头无二”。但诚如一位自称书呆子的网友所说,这“明显忽略了当年邵氏头号劲敌电懋——以今天的眼光而言,电懋电影比邵氏更有心思更具时代气息”。何况,当时的香港电影至少还有长城、凤凰、新联等,不管怎么算,也轮不到邵氏“风头无二”。因而有网友感叹:“这种历史归结法,最可怕了。”
报道对邵氏电影片型的评述亦是惨不忍睹。以至于有网友看完全文后评论说,这样的报道“太可怕了”,感慨邵爵士这才前脚刚走就被吹捧成这样,提醒媒体“别把他老人家给捧坏喽”。
浏览时下的媒体,不难发现:类似这样错漏百出、评价失当的报道,绝不止于这一篇,也绝不仅仅发生在邵逸夫一个人身上。一个新人、一本新书、一部新片,甫一出来就被捧为“史上最××”的东东,或者后面还会再加上一句被用滥了的句式:“没有之一”。诸如此类盖棺论定似的评价,在当下报道中可谓屡见不鲜,各种书评、影评之中尤为常见。有人或许会说,就连最近刚去世的文学史权威夏志清当年不是也认为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吗?但即便这样的观点,也并非没有争议。更何况,执笔报道的记者们,谁敢说自己有夏先生这样的见解学识和鉴赏能力?即便熟悉某一领域的情况,但是一涉及到历史类的评述,也难免捉襟见肘。
报道中并非不能涉及评论,但亦须有储备和积累,并非随便一拍脑袋一张嘴就可以。起码还得有证据支持。奈何一些人偏偏无知者无畏,敢于乱写、硬写以至滥写。其实有些失误是完全可以避免和防范的。比如为求事实的准确,途径之一就是建立资料库,或者用时髦话来说就是建设数据库,这方面完全可以早作准备。
以《纽约时报》而言,其名人讣告一般都会提前数年就准备好。比如最近写曼德拉的这篇就是如此。而写这样的文章,显然须有雄厚的资料积累。很多外国报纸都非常注重这一点。不止一人回忆,去美国、日本等海外大报参观时,常常为对方的信息搜集和情报工作之深入细致而感叹甚至震惊,因为就连在我们看来很多或许不起眼的小人物、小事情,人家都有丰富的资料储备。进入网络时代,这方面的工作显然比以往更便捷。比如英国报纸的文献电子化就发展迅速,大批报纸已经建立数据库,有效地利用纸质媒体数据,解决了研究、查询的社会需求。
当年在《国闻周报》的发刊词中,胡政之就指出:“今之新闻记者其职能即古之史官,而尽职之难则远愈古昔。吾人苟欲建舆论之权威,第一当先求判断资料之事实问题。首当求真确之发现,与忠实之报道。”也正因此,和张季鸾等合伙接办新记大公报后,他们曾拟议在报社内部搞一个资料室,可惜后来随着抗战爆发等而不了了之。可喜的是,近来国内学界业界不少人都逐步认识到资料库建设之重要。更有研究者指出,建立数据库也是媒体转型的一项重要基础,包括历史积累下来的版面信息资源之数字化,以及订阅读者群的数据库等。只是不少报社不愿花费这样的工夫,如此而与新媒体竞争,也就谈不上有多少“优势”了。
(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