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媒体人提升判断力所需的媒介素养

新媒体时代，多元和海量的信息拓展了传统媒体人的视野，营造了开放的氛围，但也提出了考验。海量的信息中鱼龙混杂，既考验着传统媒体人如何在垃圾信息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更考验着传统媒体人在“聋子听哑巴说瞎子看到鬼”的信息烟幕中分辨真假评析是非的能力。

评论永远不能走在新闻前面

时评依时事而评，也就是说，须依附于新闻事实。有了新闻报道的事实，才有时评判断的基础。新闻是客观的报道，评论是主观的判断，但评论要想摆脱主观臆断而尽可能保持客观理性，必须以新闻事实为基础，而不是依靠自己的想象。这决定了评论永远只能跑在新闻的后面，而不能跑在新闻的前面，不能作出超越新闻事实的判断，不能根据碎片化的想像去拼凑出一个事实然后大加鞭挞。

可在浮躁的新媒体传播语境中，在情绪化的信息逼着人仓促地作出判断的压力下，评论常常跑到了新闻的前面。比如，复旦学生投毒案刚曝出的时候，基本的事实还不清楚，作案者的动机不明，事实远未浮出水面，可在过度追求时效的节奏中，各种“根本不关心事实”的评论粉墨登场，竞相表现自己对此事依马可待的“深刻思考”和“人文关怀”。有的反思中国的功利教育让人没了灵魂，有的反思被忽略的大学寝室关系，有的甚至讨论起独生子女政策对青年人格的影响。这些可能都是真问题，但跟这起投毒案有什么关系？当时事实还不清楚，凭什么就判断投毒跟独生子女政策、大学教育、大学寝室关系异化有关呢？这是典型的新闻事实不足情况下的过度反思，评论跑在了新闻前面。

有个很俏皮的说法，说过去的“笔者”如今都成了“键人”和“鼠辈”。传统媒体时代，我们都是在纸上写文章，所以都自称“笔者”，而如今都是在电脑上打字，用的是键盘和鼠标，故都是“键人”。从“笔者”到“键人”，不只是称呼的变化，更是思维方式的变化，对我们的判断提出了很多挑战。用笔写字，有思考的空间，到最后发表在报纸上，更有把关空间。而如今在电脑上打字，是非常快的，快得没有了思考的空间，情绪、偏见和浮躁轻易就会输入电脑，加上便捷的、没有把关的发表平台，更没有了空间去思考。这种浮躁很容易让评论跑在新闻的前面。

避免这类问题有三种方法。其一，要克制冲动，事实不清时不要仓促作出判断，有时保持沉默也是一种理性，要有等待事实的耐心；其二，要克制自己的偏见，如果想着要去批评苍井空，看到一条对其不利的消息时，就很容易不辨真假而猛扑上去；其三，要克制自己的惰性，核实需要时间和精力，可这是做新闻和评论所必需的功课，你写的是新闻和评论，不能降低到普通无脑跟帖的层次。

抵制“简单化”

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是哲学家常做的事；而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则是媒体人爱做的事，因为媒体很多时候面对的是没多少耐心、不愿动脑、厌恶复杂的大众。信息海洋中，偷懒的读者总希望耗费最少的时间和最小的理解力去读懂一个可能很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便成了一种媒体追求。但很多时候，过度简单化的报道思维，会扭曲事实和真相。

比如曾引起舆论争议的一条新闻，就是“简单化”惹的祸。在去年的余姚水灾中，有网友爆料称余姚三七市镇某领导下乡因穿高档鞋，迫不得已由年近六旬的村书记将其背进灾民家里。这消息自然在舆论中炸开了锅，当地政府也在舆论压力下迅速严惩了那位干部。可据媒体后来的调查，那位干部穿的是布鞋而不是高档鞋，也不是耍官威“骑”在村民身上，而是两人关系很熟很好，互称“小哥”和“小阿爸”，纯粹是开玩笑背过去的。

这事儿刚一曝光时，在网上炒得很火，不少网友都留言@我让我也发表评论。网愤滔滔之下，板砖和口水如雨点般砸向那个干部，并由此批评余姚救灾不力。我一直没有参与评论。这种沉默，是刻意与这一简单化的情绪保持距离。不评论，是因为对网友的描述有不少怀疑，但不在现场又无法求证，只能等待后续报道；不评论，是想与网愤的距离远一些，也才能与事实近一些。保持距离，在静默中等待更翔实的报道，也才能客观理性。等情绪热度过了，事实才会浮现出来。

每天各大媒体生产的新闻中，充斥着类似简单化的叙述。这种简单化已经形成一种新闻叙事的模式：一个有着弱势身份标签的受害者，一个无恶不作的坏人；或者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底层人”，一个垄断着各种资源的强者；或者是一个强势的政府部门，一个求告无门的“受欺凌者”——这样的简单故事占着媒体报道的很大部分，很容易唤起一种共同的“受害”感觉，形成热点。当然，判断的逻辑也是非常简单的：二元对立并虚假两难，非黑即白，非善即恶，底层就代表着正义，弱者就代表着道德优势，权力就是恶的，体制就是罪恶的代名词。

当记者和评论员不是站在“事实高地”和“逻辑高地”，而是站在“道德高地”上激情澎湃地演讲时，叙事的简单化，思维的简单化，加上判断的简单化，便生产出一条条远离了事实真相的新闻。这些简单化的新闻和评论，传递的不是正气，而是可怕的戾气。

拒绝“标签化”

一些记者用脚采访、开掘真相的能力在退化，不过，坐在电脑前编名词、贴标签、造概念的本领却见长，每天都能看到记者创造的不少名词和概念：今天这个“族”，明天那个“代”。几天不看新闻，就OUT了，跟不上这些由新标签新概念编织的魔幻现实。

很多标签，在初现之时，尚能够贴近地描述某种社会现象，可随着标签被无节制地滥用，标签变成了“标签化”，就逐渐脱离了原初定义而异化为一个刻板的概念。比如现在媒体滥用的官二代、富二代、独二代、农二代、屌丝、公知等，从新闻标题到身份定位，再到新闻的叙事话语，各种各样的标签泛滥成灾。一篇报道，经常很少看到具体的人，而充斥着各种流行的标签：一个官二代恃强凌弱的故事，一个富二代利用关系挤掉农二代的故事，一个屌丝的奋斗史，一个民间烈女反抗淫官的经历……

这种标签化有两大恶果：一大恶果是，预设着立场，传递着偏见，将先入为主的刻板认知嵌入新闻事实中，影响读者的判断。因为，这些标签在定义和命名的时候，本身都已经融入了命名者的价值判断和倾向。比如“富二代”就是一个贬义词，而“摊二代”这个标签则满含悲情和同情。每当我们使用这类标签的时候，预设的立场就会植入事实的描述中，新闻也就无法保持客观了。当一个记者报道说一个“富二代”与“摊二代”发生冲突时，已经有了明显的倾向。

另一大恶果是，左右着公众的判断，使公众放弃了对具体新闻事实的关注。面对一堆由各种标签描述的新闻，人们不再关心现实中具体发生了什么，而是会根据标签的想象去编织“事实”。有了想象，再多的事实都听不进去了。他只会相信自己由想象拼凑的碎片，而拒绝接受客观的描述。

标签化还破坏着公共空间的交流，在观点的交锋中，不是就观点展开论战，而是互贴标签，你骂我公知，我骂你五毛，结果就是斯文扫地的互吐口水，无法形成理性的讨论。

远离互联网幻觉

前段时间东莞扫黄在网络上引发讨论，有人自负地认为，民意一边倒地反对政府扫黄，该到了性交易合法化的时候了。显然，这种理解受到了网络舆论的误导，习惯在网上吐槽并依赖网络作判断的人，很容易陷入互联网幻觉中。其实，如果从电脑前离开，到现实中问问身边的人，尤其问问身边的女性，会看到更全面和真实的民意，多数人和主流民意是支持政府扫黄的，中国人远没有“开放”到能接受红灯区的程度。由于网络传播的特性和中国舆论场的特殊，偏激的声音和反主流的态度很容易在网上被放大，所以片面依赖网络去判断现实，很容易作出片面甚至错误的判断。

一个经常上中国微博的外国记者朋友一直非常困惑，中国贫富差距这么大，网民对分配不公的情绪如此激烈，中国社会似乎随时可能失控。这位生活在美国只从网络上了解中国的记者并不知道，中国多数人其实也并不在网上，多数上网的人并不发言，被放大的只是少数人的声音。比如生活在中国农村的人，他们的收入虽然比城市白领差很多，但农民很多时候并不会跟城市白领和富人比，而是跟自己的过去比，跟同村的人比，这种比较使他们认为自己当然也是改革的受益者和红利的分享者。眼睛只盯着互联网个别声音的人，是看不到这个中国基本面的。

事实上，互联网上的中国并不代表真实的中国，只有远离互联网幻觉，多离开电脑和键盘而扎根于泥土和实地，才会真正理解中国社会，不会用简单的方案去套中国改革，更不会有那些轻率、浮躁和失真的判断。这么说并非批评和排斥网络，而是倡导一种客观对待网络的态度。缺乏生活经验的年轻人，特别要警惕整天挂在网上所沾染的那种轻浮、自闭和戾气。

这么说，并非贬低网络和抬高其他传播途径，不是说其他的传播途径就更能代表现实民意，而是倡导避免依赖某一个途径而忽略其他。客观和理性并不是一个标准答案，也不是被谁所垄断，但只有全面地接受多元、多渠道的信息，才能接近客观和理性。

很多新闻人对网络有过度的依赖，但是负责任的新闻人一定要克制身上被外人传染的情绪和骨子里的惰性，从互联网上走下来，从宅中脱离出来，走向广阔的社会，带着开放的心态多与各种人交流，到不一样的世界中去了解以前陌生的生活世界。这样才会真正对中国当下所面临的复杂环境有所了解。

互联网是个好东西，但沉浸在其中而不闻网下网外事，就容易在互联网幻觉中走向反理性的迷途。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编委、社评部主任、首席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