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媒体融合的核心:资源方式的权威性还是配置性
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威性资源是社会关系生产的首要载体。计划经济时代,几乎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料都由国家控制和分配,包括媒体的生产。任何一个生活其中的个体,想比较自由地获得时空变化的资源都是比较困难的。这种状态延伸到构建社会关系的媒体,其生产也几乎集体性、顽固性地指向和依赖威权关系。然而,在市场社会,首要载体是配置性资源。在后一种情况下,配置性资源主要交由资本和市场去处理。传统媒体作为政府的事业性单位,曾经是权威性的资源,其所从事的信息生产和消费,实际上是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行为。但现在,政府不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信息的生产和消费对市场配置的依赖性正在增强。
从中国当前的情况看,资本和市场在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生产中的配置性作用正日益凸显,并为世人所接受。配置性资源成为人们结构日常生活时空组织的首要载体,而配置性资源不完全接受行政性的控制,并且呈现出更加自由的流动。层级化、样板化、模式化的社会关系日益松动,人们纷纷进入城市谋求发展,地理和社会双重意义的城市化发生并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单个城市越接近于配置性资源,就越可能通过吸引资本和劳动力来实现和扩大它的社会关系生产。整体看,以城市为属地的传统媒体在经济进程中正在逐步丧失其威权资源的区位优势,而传播新技术和大媒体公司在构建新的日常生活时空中却拥有更重要的席位。
按照行政区域设置的传统媒体正面临信息生产领域各个环节的变化。信息消费随着人口的流动呈现出离散的趋势,社会时空不断扩大。但生产向更大空间聚拢,即谁占有流动空间的可能性越大,谁就可能获得更多的市场资源。随着全球经济关联的可能性增强,地方运作的再生产资本被更大范围(国家乃至国际)的资本逐步取代,后者的循环和相互依赖超越了特定的区域(包括地理上和行业上的)。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中国传统媒体的权威性生产和由欧美舶来的新媒体的配置性生产,其逻辑并不一致。当信息的生产和消费更加依赖市场,生产者追逐的利润来自剩余劳动时间的可能性就进一步增强。局限于一个行政地理区域里的传统媒体,更多的是在一个威权体系内部进行资源分配,但新媒体自诞生之日起,就主要是在相对自由的市场环境下对技术和资本资源进行配置而不是威权分配,新媒体生产自然地更加注重以市场为目标。
从资本循环的角度看,资本主义不断追求的就是克服空间障碍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即马克思说的“用时间消灭空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具有通过交通运输和通讯系统中的投资和创新克服空间和消灭空间的能力——铁路、远洋运输、电报电话、互联网等事物在资本主义国家诞生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使得运输时间或成本显著下降,流动的连续性得到了改善。这种改善使得空间关系不断转变,这种转变又使得生产不再依赖于地方化的劳动技能、原材料、中间产品和能源等要素。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把物质和文化产品的消费集结到一个渠道上,并极大地压缩了全球范围内的时间和空间。可以说,置身于全球环境中的中国,应用新媒体时先天就带有资本主义的基因,它对技术和资本的依赖比传统媒体时代更为强烈——传统媒体依靠的主要是权威分配。
对转型中的中国来说,城乡二元结构松动以及大量的人口迁移流动,使得消费空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要想抓住市场,传统媒体固定的区域和形态势必使信息运输成本和时间都增大。这种形态分立、区域分离的传统媒体结构正在面临解体和调整,信息的生产过程正日益集中化和一体化。2015年电视广告投放,几乎压倒性地往北京、上海、湖南和江浙等一线卫视的主打节目倾斜,正是这种状态的写照。互联网BAT三巨头在消费行为上的集中化,使得它们掌握消费者行为数据的核心能力增强,跨界进入信息生产几乎是顺理成章的。此外,就传媒等信息的生产来看,北京、上海和广州为中心的区域性空间正在日益稳固,形成了新的空间结构,像华策传媒、中广天择传媒、长江传媒等地区性的媒体已经进入这些联结性的空间,现代性的传媒区域空间正在形成。
资本输出、移民以及把生产和消费从传统空间制约中解放出来的技术革命,正成为当代生产和消费的特征,人们克服空间障碍和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能力增强,原来的地区边界变得非常不稳定、不牢靠。对于地区性的传统媒体来说,在技术上采取新媒体应用并不是困难的事情,但它们面临的是生产和消费关系的非本地化,更需要突破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性带来的本地资源的匮乏,否则,既不能挽留日渐萎缩的本地市场,更无法吸引和满足外部市场。
那么,就单个地区性传统媒体来说,在媒体融合上所进行的有限的投入,不再可能发挥权威性资源时代的效能,它将迅速地被流动着的以市场配置为特征的信息新时空的生产所淹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媒体整体结构的调整也正是单个媒体行为结果的总和。换句话说,期望新媒体转型能够在结构和功能上继承传统媒体当年的良好状态,只能是一厢情愿。这也是国家高层提出组建几个超级新型媒体集团战略构想的高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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