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重构下媒体融合的未来【4】

四、多媒体和服务组织：新型城镇化和智慧城市背景下媒体融合的未来

就中央政府部署的新型城镇化和智慧城市建设的战略来看，它显然希望中国的城市发展由狭隘的地理意义向更广阔的社会意义转变。资源获取的区域性不均衡使得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成为高地，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却逐渐沦为低级雇佣劳动力和初级消费的空间。对于精神文化生产来说，原来那种本土性鲜明的生产正在萎缩，除了少部分本地性的新闻资讯服务，新闻、娱乐和文化生产与消费的社会性越来越明显。这种社会性主要表现为跨越地区的媒体传播结构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即精神文化生产关系并非是对应性的，生产和消费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分离。

当传统城市的社会关系的文化属性生产还处于摸索阶段时，以城市为区域中心的新一轮的城镇化，正在试图通过发展新型产业来改变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结构，新的信息产业经济作为主要的手段被国家政府所推崇。但是，在全国性资本和劳动力超流动性日益清晰指向发达地区时，以城市为属地的大多数传统媒体即使采用了新媒体技术和新组织形态，也并不容易生产出一个新的社会关系来，更何况还得面对旧有的社会关系的分解。这就能够让我们理解，城镇化何以未曾深刻地让中国社会时空结构发生如愿以偿的变化。

当然，世界主要国家所推行的新型城镇化，也几乎都试图超越简单的土地等物理空间的改变，代之以新型产业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的社会关系来改造城镇。在这个过程中，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被赋予很大的期望，产业形态、文化服务、社会治理等城镇发展的领域，都将通过技术升级以及观念更新，被塑造成新的“智慧城市”。由此，传统的媒体行业逐渐消融在新的信息服务行业中，尤其是城市媒体，绝大多数不再可能成为独立的内容生产和供应商，而是结合社区服务发展成为社区型媒体。社区媒体的性质、功能、任务和运作规律，已经和传统时代形态间离、区域分立的媒体大不一样，它需要融入其他资源中共同作用，才可能成就“智慧城市”。

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大多数传统媒体的主导权逐渐丧失，留给它的发展空间主要是公益性的内容供应。当然，少数传统媒体可以在传统意义的内容领域有所建树，或成为独立的内容生产供应商，或发展为超级媒体集团的附属企业，或发展为股份制公司，或发展为联盟台、联盟机构。但是，基于行政区域的城市媒体，作为独立媒体的属性将整体淡化，本地信息服务商的功能将凸显。

大多数传统媒体传播范围小、内容窄，看似劣势，但在智慧城市建设进程中，这一传播特性也许会转化为另外一种优势。在美国，Hyper Local即超级本地化是城市电视台的发展方向。城市电视台开办许多社区频道，或者适合社区传播内容的频道。借助信息技术的发展，这些频道能够精确到某个地理标志物的气象预报。这些内容主要是在数字有线电视网中播出的，但也可以通过脸谱网等社交网络进行传播。从这个方面看，美国的城市电视台更像是一个多媒体服务组织，为本地居民的生活提供各种资讯。

这种Hyper Local的传播方式，在中国电视业中还没有兴起，但是在报业办的网站和社区网站上已经开始实践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上海新民网在上海各个城区办了生活类垂直网站。一些门户网站开始目光下移到二三线城市，准备聚焦到居民小区和房地产小区的生活服务类网站，寄望通过这种比个人媒体大、比机构媒体小的媒体形式，来抓住分散流动的消费者。

传统媒体行业把自己的资源跟其他资源有机结合起来，进行更好的传播展现和影响力的提升，这是比较核心的内容。在智慧城市建设的驱动下，构建电影、电视、IPTV（VOD）、网络、手机多媒体的整合运营平台，集成储备多媒体视频平台运营所需要的优质、独有、高亮度的内容，从产业链上游的内容制作到链条终端的推广上线，以及横向的服务延伸和扩展合作，已经成为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融合发展的当务之急。

总之，新的社会时空关系几乎不可能在旧有的媒体结构中生产出来。如果以新型城镇和智慧城市为时空结构的节点，那我们就需要重新审视传统媒体在这轮新的社会关系生产中的位置。传统的、以权威性资源为标志的二元城乡结构，正在被新型的、以配置性资源为纽带的新时空所替代（至少部分程度如此）。人们游走于更加自由的时空中，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流动性增强，只有在更宏观的国家顶层设计和调控的环境下，超流动性的资本以及追随资本流动的劳动力和技术活力，才可能组织跨越区域限制的媒体生产，来满足这种貌似流动不居实则日趋一体化的传播关系。（熊忠辉：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