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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2. “沉默螺旋”理論——時事評論的個性化阻礙輿論形成
根據德國學者諾依曼提出的“沉默螺旋”理論，輿論的形成有賴於以下三點所營造的“意見氣候”：多數媒體報道的和諧性，由此產生共鳴效果﹔同類信息傳播的連續性和重復性，由此產生積累效果﹔信息到達范圍的廣泛性，由此產生普遍存在的效果。
當今許多曾活躍在報端雜志的知名人物願花更多時間在新媒體上，但140字的評論以及轉發評論使所有人平民化，在這個所有用戶自由發表意見的公共論壇，一條最新轉發評論轉眼間即可能被刷屏“出局”。應該說這在輿論形成的第一點要求上便顯得困難重重。由於新媒體對時事評論作家在更新頻率上提出了更高要求，再加上網絡傳播缺乏傳統媒體的傳播規律，每條轉發評論在字數上都得盡量節制，詞不達意的現象終是難免，而缺乏深度思考、審慎組織語言文字的評論在監督效力上是不強的，這又令單個用戶顯得愈發“孤掌難鳴”。
但“‘在后大眾傳播時代，人們仍然需要意見領袖為自己解惑。一些高素質的傳播者會成為這種意見領袖。’即使沒有這些精英們，社會原有的多數意見還會以傳統道德的方式影響用戶。”[vii]新媒體新在其強大的交互性上，用戶的社交圈子完全由自己選擇，關注自己感興趣的人，加入自己感興趣的小組，成為感興趣群落的成員等等。全媒體作為一種全新的運營理念將新舊媒體的優勢企圖融合在一起，傳統的意見領袖以及新媒體上的精英傳播者的合作，或許終能把持住優勢意見，作良好的社會價值倡導。
然而全媒體作為一種全新的媒介觀念，已然顛覆了人們的媒介認識基礎。新媒體的加入不僅僅是多了一種閱讀方式，而是讓時事評論的生產方式、傳播手段都發生了轉變。以前人們可以選擇喜歡的報端雜志，但現在人們選擇的是喜歡的立場與觀點。一張報紙僅有的評論版中所能體現的言論市場，觀點的平衡，都遠不如受眾自身在全媒體的海洋中為自己遴選的“我的評論版”更富魅力。
有學者提出了“信息繭房”的概念：“我們隻聽我們選擇的東西和愉悅我們的東西的通訊領域。”[viii]在信息爆炸的社會裡，受眾的信息接收能力頗為局限，這種在自己的小圈子裡完成信息流通可能會形成更為宏觀的沉默現象。隻不過這種類似於繭房的小圈子間似乎更難達成共鳴效果，也因此輿論的形成又難上加難了，輿論監督在未來或成奢談。
3. 界面傳播理論——新媒體參與時事評論的隱患
“界面”是一個形象而普通的詞，它泛指一切物體與物體的接觸面。學者張佰明認為，“在包括媒介傳播在內的信息傳播領域，‘界面’可以界定為：信息傳播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間關系賴以建立和維系的接觸面，包括呈現信息的物質載體的硬件（硬界面）和支撐信息系統運行的軟件（軟件面）。”[ix]傳統的紙質界面究竟要轉化為什麼樣才最適應全媒體時代？可以肯定的是，紙張越來越不適應信息化社會的節奏。手機、電腦、戶外屏成為全媒體時代的新寵，當然全媒體不是與傳統媒體進行割裂，支撐傳統媒體運作的軟件乃至生產機制仍被新媒體採用。比如全媒體報業使用的資源庫平台，三網融合背后的無線傳播技術。
然而即便是數字屏幕也很難長時間抓住受眾的眼睛。新媒體發展之快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它的碎片化與更新快，這或許可以改變受眾接受信息的方式，但卻很難改變人們接受觀點的方式。時事評論中的連貫邏輯不能掐頭去尾，嚴密論証不能簡明扼要，膾炙人口更不能一閃而過。
當然界面傳播的意義不止於此。“所謂界面傳播，就是傳播主體通過數字媒介提供的互動界面所實施的傳播行為，是利用用戶與數字媒介之間的互動機制引導用戶深層次了解傳播者主動展示信息的傳播行為。”[x]亦即界面的改變將重新定義傳播者與接受者，乃至信息本身及其載體之間的復雜關系。用戶的主動性被凸顯出來，這與傳統認識的“從受眾角度出發”有著本質不同，信息接收者現正以信息內容的生產者和傳播者的身份出現。
而對時事評論的生產而言，這要求每個用戶都要在互動中使自身具備時評素養。這無疑是新媒體界面消解了評論專員的權威后所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如果指引著和被指引著共同分享傳播的權力，那麼時事評論作家的式微必定使時事評論的實踐轉向“自我解讀”的方式，因為每個“自己”就是權威觀點的生產者。
4. 媒介分權理論——民主熱情不等於民主政治
媒介權力在憲法規定的人權中關切著言論自由。弱勢群體之所以成為弱勢群體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沒有合理化、常規化的發聲渠道。換言之，相對於強勢而言，弱勢群體得不到平等的媒介權力。當然這裡的弱勢應廣義地去理解，即傳統意義上信息生產者、意義締造者、觀點倡導者的對立面。言論自由若能得到媒介權力的保障，從事管理社會和國家等公共事務的自由才能更好地落到實處。
胡錦濤總書記在人民日報社視察工作時明確指出：“互聯網已成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會輿論的放大器”，“通過互聯網來了解民情、匯聚民智，也是一個重要的渠道。”[xi]新媒體的確激發了公民的民主熱情，也拓寬了輿論監督的渠道，但是社會真正的民主並未就此完成。傳播學者羅伯特·W·麥克切斯尼寫道，“民主要求有效的、構成廣泛的政治溝通系統，能使公眾知情，並參與到民主中，吸引人民有意的參與到政策之中。當社會變得更大、更復雜時，這一點就變得尤其重要。”[xii]新媒體中有多少話語是圍繞政治制度建設而展開的？政治領域之外的民主熱情又有多少輿論監督的價值？我們隻好拭目以待。
結語
全媒體時代的時事評論建立在紛繁復雜的信息內容上，有助於我們走出信息迷宮。同時，時事評論作家和受眾也被賦予了更多民主色彩，兩者共同分享傳播權力，前者主動展示的深層次信息在互動中更能為后者吸納，待到后者在互動中習得足夠的民主素養，他便能更好地適應指引著的角色。
然而受到傳播生態環境的限制，傳統的時事評論作家的展示平台在縮小，影響力也被分散到新媒體上。並且新媒體用戶的個性化趨勢，甚至決定了信息自身的個性化，不同個性信息的接受群體間可能隻會帶來更為宏觀的沉默現象。根本原因還是新媒體的傳播界面重新定義了人與人，人與信息，信息與載體之間的復雜關系，乃至媒介權力結構的轉型。傳媒業遭遇民主素養的普及青黃不接的時候，西方舶來的公民理念尚未理順，中國經驗尚在摸索之中，大多數“公知”空有一腔民主熱情，卻對是否能構成廣泛的政治溝通系統視而不見。
吳飛教授指出，“傳媒業被期望成為公共利益的守護者，似乎在新聞業出現不久就產生了，尤其是新聞業開始意識到新聞業的發展需要有專業主義理念之后。那時，為‘公共利益’、‘公共福祉’，而發掘社會中被隱藏的真相成為一種崇高的職業理想，又成為其張揚合法性的基礎。”[xiii]時事評論作為民主社會核心價值觀的有力倡導，更需強調其專業性與權威性。輿論監督固然講求民主關注的熱度，但更講求切中時弊的深度，這恐怕才是輿論監督的應有之義。（作者系西南大學新聞傳媒學院09級新聞系學生）
【注釋】
[i] 《新聞官司，為何媒體多喊冤——新聞“失實”侵權案件透視》，周澤，《法制日報》，2001年9月28日
[ii] 《在西南區新聞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頁
[iii] 《“愛說臟話”背后的利益追逐》，《北京晨報》2012年8月30日
[iv] 《傳播生態規律與媒介生存策略》，邵培仁，《傳播學研究》2001年5月
[v] 《“全媒體”概念辨析》，姚君喜，劉春娟，《新聞與傳播研究》2010年第六期
[vi] 《全媒體運作下融合式的新聞生產探析》，楊娟，嚴三九，《新聞與寫作》2011年2月
[vii] 《網絡文化論綱》，孟建，祈林，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
[viii] 《信息烏托邦——眾人如何生產知識》，【美】凱斯·桑斯坦著，畢競悅譯，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ix] 《界面視閾下的媒介權力與傳受關系》，張佰明，《現代傳播》2011年第8期
[x] 《以界面傳播理念重新界定傳受關系》，張佰明，《國際新聞界》2009年10月
[xi] 《從集權到分權：媒介轉型研究回顧與評述》，郜書鍇，《浙江傳媒學院學報》2010年8月
[xii] 《從集權到分權：媒介轉型研究回顧與評述》，郜書鍇，《浙江傳媒學院學報》2010年8月
[xiii] 《新聞專業主義研究》，吳飛，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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