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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摘要：自浙江衛視重磅推出大型音樂選秀節目《中國好聲音》以來，不僅掀起了繼《超級女聲》之后中國真人秀節目的第二個全民熱潮，更是讓廣大觀眾在觀看該檔節目時，被節目本身的劇情、音樂及蘊含其間的普通人的夢想和真情深深地感動。
本文融入心理學、文化學及人類學的視角，試對這檔獨到的“情感大戲”本身的情感建構方式與建構路徑進行深入的追蹤，著重分析節目如何通過巧妙的故事設計進行“移情共鳴”，如何推動傳統選秀節目由偏重個體化情感表達轉向情感“想象共同體”的建構，節目成功轉型的背后，不僅是一種電視節目的“情感突圍”，更是可以藉觀眾的收視期待透視當下電視真人秀節目的發展趨勢。
關鍵詞：個體修辭 情感突圍 共同體 頂層設計
“情感大戲”開辟“中國選秀分水嶺”
2012年7月13日，大型音樂選秀類節目《中國好聲音》在浙江衛視熒幕首次亮相引發各大媒體的高度關注，並在網絡上掀起了輿論狂潮。視頻網站上關於各位選手的演唱片段紛紛被各路明星大腕與普通百姓轉發、分享並評論，首播僅三天，《中國好聲音》已榮登微博熱門話題榜三甲位置。此外，節目還獲得了國家廣電總局“創新創優電視節目”的表彰，吸引了眾多關注的目光，成為2012年夏季熱議的話題。
與此同時，節目收視率一反近年來同類節目持續低迷的景象並不斷創下新高，首播高達1.5，並在一個月內上升到3.6，8月31日第8期節目，收視率飆升至4.1%並以絕對優勢位列同時段所有電視節目榜首。由此引發的收視率狂潮使得《中國好聲音》與之前的選秀節目在收視率上劃出一道分水嶺，在2012年諸多省級衛視選秀節目中呈現出一道亮麗的風景。
在綜藝選秀節目進入學界與業界盛傳的“七年之痒”時期，《中國好聲音》的出爐及其呈現出的蔚為樂觀的收視圖景耐人深思尋味。在各種弄虛作假、名不符實在選秀節目中不斷上演之后，人們似乎已經對此產生了天然的免疫，“我們看重的只是好聲音”，這是節目的口號，也是其深得人心的首要原因。
《中國好聲音》的現場評委通過聽聲識人來判斷選手音樂才能的高低，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証了評委每一個評價行為的做出都必須遵循程序理性。勾連好聲音舞台與正義女神像的“公約數”，就是回歸判斷的本真邏輯。舞台上，四位導師背對表演者，隻奉行唯一的“聲音”標准，盲聽排除了不必要的干擾，保証了評判標准的唯一性和硬性。 這或許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現實中情感訴求與價值訴求無法得到充分的回應的普羅大眾，借《中國好聲音》這一現實之外的電視新聞窗觸碰可能已經久違的良知與道義。這或許是好聲音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賴程序理性的判斷過程並不妨礙真情的流露。撇開以上不談，如果選手隻有好聲音，而沒有劇情的烘托，好聲音僅僅成為對聲音本身優劣的判斷，“好”字便顯得無情無味。作為一檔“情感大戲”，《中國好聲音》致力於打造動人的故事，讓“久在深閨人未識”的選手走上前台展現個人的音樂才華與音樂道路上的苦樂甘甜。當好聲音配上好故事時，專業和情感的集結便超越了單一的“專業制勝”，這或許是《中國好聲音》成功的至關重要的底牌。正是源於精妙的故事設計與合理穿插，許多觀眾在觀看《中國好聲音》時，總是情不自禁地淚流滿面與節目所蘊含的朴質情感共鳴共顫，為普通人的夢想和真情打動。專業交給評委判斷，情感用來征服觀眾，正是情感的有效運用，有力地提升了中國好聲音的收視率。
以專業的音樂為基礎，以勵志的情感進行渲染，《中國好聲音》將震撼的歌聲與朴質的情懷兩相交融，利用“情感大戲”開辟“中國選秀分水嶺”。
“故事設計”與“移情共鳴”
有故事的人是可讀的，有故事的聲音是可聽的。在《中國好聲音》的舞台上，一幕幕“情感大戲”不斷上演。李代沫不堪的曾經、徐海星已逝的父親、胖女孩鄭虹的自閉經歷、哈尼族“小王子”的坎坷際遇，一個個撼動人心的故事，感動著觀眾。
在《中國好聲音》的節目中，制作團隊利用了“移情”的手段進行了評委與選手、選手與觀眾之間情感的引爆點，所謂移情是指一個人在觀察到另一個人處於一種情緒狀態時，產生與觀察者相同的情緒體驗，它是一種替代性的情緒情感反應，也就是一個人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識別並體驗他人情緒和情感的心理過程。 社會心理學家霍夫蘭曾經指出，移情就是被引發的情感的共鳴。用通俗的話講，移情的最終效果就是做到以情感人。移情包含了認知反應和情緒反應兩種心理成分，它是一種情緒概念, 其產生源自於個體被自己知覺到他人的感受所打動。情緒感染是對於他人情緒狀態或需要的直覺反應。
《中國好聲音》講述普通人的音樂故事與音樂夢想並將故事、情感元素融入到看似必不可少的節目環節中，以“故事設計”的方式對選手的經歷進行敘述，因為巧妙的“故事設計”，評委與選手、觀眾與選手之間的類似奮斗經歷會讓評委甚至觀眾感受到選手的情感、知覺和思想，進而對選手的經歷、能力產生某種認同。觀眾、評委會產生情感上的共鳴，即“移情共鳴”。這通常是指在情緒、情感及理智上位移到他人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站在他人的位置上設身處地，理解他人的心理感受和情感，從而在態度、情感上引起一致性的反應。
自強女孩劉悅為母親高歌，北漂10年的小鎮姑娘袁婭維獻歌外婆，褚喬詮釋著祖孫三代人的音樂信仰……這些故事在音樂中展現人生，並從中映射出時代的變遷，它讓人們相信上帝關了一扇門，定會為你開啟一扇窗，這不僅是求索音樂道路之上的選手們由來已久的夢想，也是中國年輕創業者為之奮斗不息的個體理想，而故事中的親情、愛情元素，又讓觀眾感受的如此真實。正是源於對選手的經歷產生某種程度的認同，人們往往會帶著關心和同情對他們的境遇作出情緒的反應。觀看舞台上的他們，仿佛就是觀看節目的每一個人。
一個好聲音之外，必然包含著以情動人的好故事。《中國好聲音》的“故事設計”拉近了選手與觀眾、評委之間的距離，這種人際關系布局推動了一個移情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影響著掌握“評判大權”的導師們的心緒，通過這種移情中帶來的感官沖擊，緊緊抓住了觀眾的眼球，形成節目的一大看點。
在好聲音的舞台上，無論是美甲店老板黃勇的《春天裡》，還是音樂人金志文飽含深情的《為愛痴狂》，都讓一向以鐵骨男兒示人的楊坤淚洒現場。楊坤在點評中說到，沒有故事的人，不能唱出這樣有感情的歌聲。黃勇的歌聲讓導師們回想起曾經的北漂生活，金志文的故事讓大家對他的女友心生感佩。那英先后兩次上台與平民學員同台演唱，她脫下鞋子體驗黃鶴赤腳歌唱的場景，她扶著盲女張玉霞，與她一起動情高歌《征服》，溫暖的力量便充溢著舞台。
選手的故事敘述，讓觀眾及評委通過角色承擔及自我想象，產生出把自己同選手的角色進行互換的傾向，相似的生活經歷、個人氣質、鄉緣等因素交織，在情感上生出共鳴。徐海星的情感故事只是來自一次不經意的提問。楊坤問，你父親今天沒來嗎？徐海星回答：我媽媽來了，我覺得爸爸也來了。徐海星的爸爸三個月前生病去世，而爸爸的遺願是“在這個舞台上唱給劉歡老師聽”。徐海星為遠在天堂的父親遺願而歌，自然流露的情感，簡練展示的故事，沒有去刻意的煽情，也沒有過於渲染的悲苦，僅是用用音樂和音樂背后蘊含的情懷，浸潤著情緒，感動著觀眾，感動了評委，導師劉歡潸然淚下。
正是選手們精心准備的一個個故事感動了評委，感動了觀眾。讓評委與觀眾的心理認知和情緒產生了移情效應，從而導致 “助人行為”的發生，這種行為的產生不僅與舞台上評委的情感偏向息息相關，也受益於節目之外的各種公共輿論。《中國好聲音》以情感為紐帶，通過精妙的“故事設計”將傳統節目僅僅依靠選手個人表演秀或者評委的一廂情願的判斷等個體化修辭風格成功地轉向評委、受眾、觀眾“三位一體”的移情共鳴風格，建構出一個想象的情感共同體。在《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一書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那裡，“它（指民族）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象為本質上是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體”。 他以“哥白尼精神”獨辟蹊徑，從民族情感與文化根源出發探討了不同民族屬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體”，並將民族定義為“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
之於人類情感而言，《中國好聲音》矢志打造情感大戲的初衷催生了建構“一種想象的情感共同體”的可能性，這也讓我們研究並分析選秀類節目由評委個體化的修辭轉向情感共同體的轉型顯得師出有名，言而有據。從個體修辭學到想象的共同體的轉向，既是選手個人的修辭想象，也是選手、評委、觀眾整個想象的共同體所能夠感知與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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