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城市低收入階層網絡使用行為探析【2】

二、低收入家庭網絡使用動機分析：科技消費對特殊階層的實際意義

筆者所訪談的以流動商販為代表的城市低收入者都明確表示網絡使用和消費或多或少起到與生存生活狀態直接相關的作用：他們能從網絡消費中滿足和實現自己某種動機。

一方面，以流動商販為代表的低收入人群對網絡的使用動機往往不是建立在主流認為的“便捷獲取信息”上，而是“會不惜代價追求決策方案和效果的盡善盡美，直至達到目標，最終獲得感知利得”，[3]但“感知利得”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僅局限於質量與風險，這種利得更多是精神需求上的表現。低收入階層在網絡使用上，更多的是將網絡作為一種對自我和家人的控制手段，以及促進社會角色身份轉變的工具。但低收入人群對於網絡的消費和使用動機所帶來的直接后果是，他們的使用行為上存在較為明顯的盲目性。

家庭網絡消費的存在，使城市低收入人群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傳統的劣質精神生活條件，在掌握基本的網絡使用技術后，對資訊的汲取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他們經濟收入和穩定的可能性。同時，運用網絡來實現自己的子女控制和教育目的，一方面是滿足了作為父母對子女教育的本能需要。這些目前處於社會經濟文化底層的人們，有希望通過各種方式使自己子女能有朝一日離開這種階層狀況的預期，這種預期也受益於網絡使用對自己和家庭的重新定位動機，為自己帶來更多自信。然而，實際上這種階層流動的最終動力應該來自於他們子女本身的努力，外界條件並不是階層流動的決定因素。不僅局限於使用行為，筆者在訪談過程中由此發現了更深層的與低收入階層相關的消費動機與社會問題。

1.淺層的娛樂生活和資訊匱乏

首先，通過對受訪者的訪談，發現由於經濟條件限制，他們的精神生活十分簡單乏味。劉阿姨說她業余時間都用在打掃屋子和與街坊鄰居聊天上。代伯伯由於在濟南本地居住時間較長，積累了一定人際關系，精神娛樂生活相對較為豐富，但也都局限於傳統的娛樂方式。較為特別的是劉阿姨丈夫，他會使用網絡瀏覽新聞與玩網絡游戲。除了現實的人際網絡和休閑娛樂及咨詢獲得方式，劉叔叔的網絡使用行為隻能算是一個個例，他利用網絡獲取咨詢的行為較為特殊，因為有可能為自己帶來更多經濟收入的資訊並不是他最關注的，相反，國際新聞成為其興趣點，說明這種網絡使用目的並不是獲取作用於生活的直接效用，而是有可能重塑自己身份和地位的形式包裝。

2. 自救和突破階層分化束縛

其次，在低收入人群使用網絡作為家庭教育補充和子女控制的工具方面，城市低收入人群對打破傳統的階層分化的欲望極其強烈，並將這種欲望轉化為以子女教育為主要形式的各種行為。遺憾的是，經濟狀況和本身受教育情況的差距，讓他們很難通過直接的常規教育來實現這種目的。從這種對網絡的使用動機和使用行為，可知城市低收入群體在快速發展的社會環境中對自身和后代的無力，以及感知到的生活希望的渺茫。

另一方面，科技化、市場化進程中的低收入群裡並沒有完全放棄通過教育來打破階層僵化，促進階層流動的希望，盡管接觸網絡是沒有實際意義的教育手段和控制手段，但也是他們在自己面對殘酷現實時，受科技和整體消費環境影響所能想到的不多的手段之一。作為一種本能的行為，尋找新的有效的教育途徑在每個時代的低收入階層中都不乏存在，而當今社會，城市低收入人群將網絡的教育應用當做是家庭教育和常規教育的另一種轉型，這也體現了我們可能一直想探尋的低收入群體階層自發向上流動的動機、可能性及其自救措施。

3.感知差異、回避差異與補足安全感

最后，在網絡使用行為作為低收入群體界定自身社會角色和地位方面，筆者發現，可以通過“不同”與“相同”來對其分別闡釋，在這一組關鍵詞背后，掩飾的是不同經濟階層之間的巨大差異和低收入階層對這種差異的感知和回避。由於階層聚居現象，低收入人群身邊也往往聚集了一大群與他們相似的人。這是一個由於經濟狀況不佳造成本身極度缺乏安全感的一個階層，他們在盡力通過使用還未被自己所處階層大規模掌握的技術手段將自己與身邊和自己經濟情況相同的人群區隔開來。另一方面，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發現與自己經濟狀況不同的階層中廣泛使用某種技術，但並不知道這種技術能來的實際效用是什麼。強迫意識讓他們不斷去靠攏和使用那種技術，意識上認為這樣就可以和他們眼中的高層次人群距離拉近，滿足內心精神需求。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這也是試圖實現階層流動的不現實的行為。低收入群體的自我定位和新的社會角色塑造行為幾乎由自己創造。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們自己也認為自己“和別的人不一樣”，是游走於城市的一個邊緣群體。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能會因為自己使用網絡，認為自己並不是社會底層或邊緣的人群。然而，社會身份的確認並非是自我定義的結果，也不能通過某些技術手段的使用而簡單改變。

階層的劃分標准原本就屬於擁有較強勢話語權的階層，城市低收入人群在這種劣勢的標簽下，通過幾乎無效的手段去更改話語權，這種行為讓人感到痛心。“低收入群體”的標簽使得他們對自己產生否定，並極力去利用技術去改變這種否定。他們的行為告訴我們，社會對城市低收入群裡的關注並不能僅限於劃分階層並歸類，以便於提供扶持的標准﹔實際上，長期的“低收入群體”標簽下的人們，很可能會持續自我貶值。這種自我貶值延伸至生產領域，甚至會造成該群體勞動價值的貶低。在沒有制度保障和對有力的教育扶持的情況下，他們依然隻能通過迷茫地使用技術，來“表示”自己似乎已經與周圍的人不同，與他們眼中的高收入人群相同，給出錯誤的社會角色定位表象，這種可能性和趨勢嚴重制約了城市低收入階層經濟地位的提高和社會身份的被肯定。

三、結語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科技進步成為中國社會環境巨變的原動力，然而，這種動力並沒有實際的改變按經濟劃分形成的各階層之間的巨大差異，甚至將這種差異不斷撕裂拉大。[4]通過本訪談研究，我們可以看到，以城市流動商販為代表的低收入人群雖然大規模接觸網絡新媒體，但是他們對網絡的消費並沒有讓他們完全接觸到一個全新的世界：限制於長期的經濟環境和文化教育水平，模糊的認識和目的性不夠明確的使用行為使他們對技術的利用並沒有達到可能實現的效果最大化。他們對網絡的消費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並非建立在從網絡上獲取現實效果上，更多的是一種對自己所感受到的階層矛盾的化解。

同時，我們還可以從低收入群體對網絡的使用上發現低收入群體對子女健康成長的期冀和對社會階層流動的渴望。他們幾乎將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對自己子女的常規與非常規教育上，並比其他階層更強烈的希望自己的子女成才，最終獲得較好的經濟收入，實現階層的轉化。當然，這種希冀在另一方面也體現在他們在購買電腦的另一個直接動機上，他們中不乏有單純希望通過獲得、擁有、使用該技術，來體現自己階層的轉換。但以城市流動商販為代表的低收入群體並不能通過簡單的技術使用行為來跳出按照經濟文化區別而產生的社會分層。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裡，他們都仍將生活在殘酷的現實與自己編織的幻想中，筆者希望他們的子女能夠突破現實約束，按照60后低收入群體的美好願望發展。不過目前，生活還是繼續向前，他們仍然隻能通過淺層的技術消費行為和沉重的流動商販倒買倒賣行為，來經營、維持他們目前本已並不美好的生活。（作者系：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參考文獻：

[1] CNNIC.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R].北京：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2012.

[2] 高暉.網絡消費者特征及消費心理分析[J].鎮江高專學報，2006年10月，第19卷第4期

[3] 高海霞.消費者感知風險及行為模式透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1月:P35

[4] 張義泉.城鄉居民消費動機探討[J]. 社會科學家, 2000年5月, 第15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