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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3）進一步優化“走出去”資源配置。
對實現“走出去”的新聞出版企業，在出版資源上給予優先配置和政策傾斜﹔支持出版集團公司和具有一定版權輸出規模的出版社成立專門針對國外圖書市場的出版企業，經批准可配備相應出版資源﹔支持創設完全外向型的外語類期刊﹔對列入“走出去”重點工程中的出版項目所需出版資源給予重點保障﹔對“走出去”成效顯著的完全外向型的非公有制企業試點配置出版資源。
事實上，在2012年7月3日，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杰、中國進出口銀行行長李若谷在京共同簽署了《關於扶持培育新聞出版業走出去重點企業、重點項目的合作協議》。根據協議，在今后5年合作期內，中國進出口銀行計劃為新聞出版企業提供不低於200億元人民幣或等值外匯融資支持，扶持推動新聞出版企業走出去。據報道，合作雙方將採取“新聞出版總署組織推薦、專家組認真評選、中國進出口銀行獨立審貸”的合作方式，著力打造新聞出版走出去重點企業和重點項目的融資平台。
3.中國報業自身的經濟實力在這十幾年的高速發展中得到增強。據清華大學發布的傳媒研究報告稱，2011年整個中國傳媒業總產值高達6379億，其中報紙佔了12.37%，達到789億。 強勢報業集團的營收在幾十個億左右。這樣的積累為報業走出去提供了厚實的經濟基礎。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盡管有不少有利條件，但是“走出去”也存在眾多不利因素，對於傳媒業自身來說，可能面臨的挑戰主要有：
1.對傳播規律和市場的理解。中國傳媒業自身“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特殊屬性，以及受到一定程度的政策保護，使部分媒體還未經歷充分的市場洗禮。媒體業表面的繁榮背后也難掩蓋其存在深層次矛盾，比如對新聞傳播規律和市場規律的把握與認知度還有待提高，對產品品質的鑄造能力還有待增強，對內部的機制體制改造還需盡一步完善等。這些弱點會制約報業進一步發展，並在面臨更為復雜的國際競爭環境中，會成倍地放大，從而影響走出去的步伐。
2.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壁壘。世界上並非所有國家都對媒體業持開放態度。相反，大部分國家對媒體的並購，特別是對來自國外的並購，以及針對有影響力的品牌媒體的並購，都有相當的政策保護。即便沒有這些壁壘，由於媒體行業的特殊性，很容易在並購重組中遭遇民族主義的情緒。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曾有意收購美國的一家知名新聞周刊，但遇到了意料之中的阻力。其實，不獨對來自相異文化的收購如此，即使對於文化相通的西方國家之間來說，媒體並購也並非是全自由狀態。默多克的新聞集團對英國媒體的並購也曾遇到過不少質疑和反對。
除了政策層面的阻力，來自心理與文化認知方面的阻隔同樣不可忽視。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對中國新聞宣傳不乏刻板印象。他們對中國媒體的報道方式、新聞理念並不認同，這也會為中國媒體的落地和發展構成一定的障礙，妨礙受眾對中國媒體的接受和認可程度。
3.掌控運營能力。媒體自己在境外創辦媒體，或者與境外媒體集團合作辦報辦刊，甚至直接收購境外媒體，是中國報業在深層次上“走出去”的必經途徑。從目前來看，國內媒體還普遍缺乏應對的經驗和相應的人才儲備。一家媒體集團的老總坦言，對他們來說，走出去最缺少的是既學貫中西，又能夠在復雜環境下對媒體進行很好管控的職業傳媒經理人隊伍。而華商傳媒集團認為，自己投資並購《南非華人報》三年來，最大的收獲不是幾百萬的利潤，而是培養了一支自己的團隊，並且對海外媒體運營規律有了一定的認識，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們有信心把南非的辦報模式復制到其他海外區域市場。
五、新技術背景格局，“走出去”的新路徑
中國報業要“走出去”，另一方面，國際傳媒巨頭也在千方百計地“走進來”。中國改革開放，特別是加入WTO后，對傳媒業的開放程度大大提高，國際媒體巨頭紛紛搶灘中國。反觀他們的“走進來”之路，中國媒體或許可以得到一些啟示：
1.嘗試從政治意識不太強的領域入手。避開時政類，而從經濟、時尚、健康、生活、數據等領域進入異質市場。在中國市場上，時尚產業是最典型的例子。目前國內所有知名的時尚雜志都有外資的背景，區別僅在於合作方式及佔資比例而已。 這些時尚雜志一方面給中國消費者帶來了最新的資訊，推動了中國時尚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成為國外時尚產業進軍中國的市場推廣者。另一個著名的例子來自全世界最大的信息技術出版、研究、會展與風險投資公司——美國國際數據集團（IDG）。IDG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與中國有關部門合作創辦《計算機世界》開始進入中國，如今IDG在中國出版包括與計算機、電子、通訊有關的報紙與雜志達20余種，並深入到IT會展、互聯網絡風險投資等相關領域和產業。據估算，IDG中國的營收入超過5億美元。此外，專注於人文地理、自然探索的美國Discovery和美國的國家地理傳媒集團在中國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由於相應的政策壁壘，國外以新聞時政為特色的大眾傳媒在中國落地比較困難，但是專業媒體、行業性媒體，以科教人文類為主打的類型化媒體取得成功的例子卻不少。中國報業不妨以此作為“走出去”的借鑒。
2.利用新技術的影響力和作用，打造多樣化的“走出去”產品。
在新媒體技術飛速發展的背景下，借數字化轉型之機搶佔海外新媒體終端成為西方媒體的共識。英國《金融時報》、美國《華爾街日報》等報刊的紙質版在中國市場上仍然難覓蹤影，但他們的中文網站卻早已受到業內人士和高端讀者的追捧。這就是西方媒體大力推行新媒體發展策略的結果。無論是《金融時報》還是《華爾街日報》，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國家建設本土化新聞網站，新聞產品生產和銷售實現了區域化、對象化、定制化。有消息稱英國的《金融時報》數字產品的收入甚至已超過紙質版的收入。發展網絡媒體的另一個好處是，由於網絡媒體監管的復雜性和多義性，媒體又有意識地淡化了外來身份，因而有效地規避了許多本地法律障礙，以更加隱蔽的方式融入了對象國。這種本土化、網絡化的生存策略值得中國報業在“走出去”時大力借鑒。
在新媒體格局下，中國報業正在進行全媒體、多媒體融合。這也使得報業除了傳統的辦報辦刊方式外，有了更多的選擇，比如數字電視產品、網絡媒體產品的輸出等。此外，在條件允許的前提下，中國媒體也可積極放眼手持閱讀器、移動媒體平台等新的傳播終端，構建新型國際傳播網絡。
據《中國日報》相關人士介紹，在堅持傳統路徑，發展美洲版、歐洲版和亞太地區版本的同時，他們近來也把數字化產品作為發展的重點，特別是針對移動終端的應用程序開發。目前，他們擁有包括移動終端、手機報、手機網站三大移動平台及14個無線終端產品。通過各種平台，已經達到幾十萬的下載量，發展勢頭直逼傳統的紙質版。
3.伺機而動，做好先期培育的准備。從西方媒體進入中國的歷史看，無論是成功的期刊巨頭，還是尚未見光明的新聞集團，以及其他一些國際知名的傳媒集團，在中國都有了二三十年的經營歷史。那些暫時受制於政策壁壘的傳媒集團表現出了足夠的耐心。譬如美國哥倫比亞廣播電視網就繞開我國市場准入政策限制，通過“低調滲透、伺機發展”的戰略，以收購、合作的方式控制了大量與電視內容無關的技術和服務類網絡，積累了相當規模的穩定用戶，為下一步建設內容制播平台打下基礎。可以想見，出於這樣那樣的原因，中國報業“走出去”必然會經歷一些曲折，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有足夠的耐心，不妨可以先投資上下游，再伺機進行深度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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