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新思維的政治修辭策略探析

【摘要】修辭作為達意傳情的手段，在政治活動中有助於政治主體獲得政治利益和政治權力，改變聽眾的政治態度，實現政治說服。在外事活動中，國家上層的演講活動運用修辭策略，能夠拉近演講者與外國公眾之間的心理距離，增強話語的感染力和說服效果。基於新亞裡士多德學派代表人物——肯尼斯·伯克的“戲劇五要素”理論，通過文本分析的方法，將習近平同志出訪八國進行的演講作為分析文本，總結出政治修辭策略的五個要素，即演講者、演講對象、演講雙方關系、場景、文化社會等，以體現一場成功的演講是最大化地合理使用政治修辭策略，並將動機和認同合理運用在政治修辭中。

【關鍵詞】新亞裡士多德學派﹔肯尼斯·伯克﹔修辭﹔演講

一、引言

語言是人類溝通合作的工具，其作用在於消弭差異，建構認同，服務於溝通的需求。語言相通可以密切人們的合作，從而使人的力量得以盡顯。為了達到更好的語言使用效果，就不得不講究修辭。“修辭原是達意傳情的手段。主要為著意和情，修辭不過是調整語辭使達意傳情能夠適切的一種努力”[1]3，即修辭是運用語言手段來提高語言表達效果，改善表達方式的語言活動。“凡是成功的修辭，必定能夠適合內容復雜的題旨，內容復雜的情境，極盡語言文字的可能性，讓人覺得無可移易。”[1]11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仲尼引用古書（《志》）上的話說，言辭的目的在於表達意願，文採可以讓語言更加完美，不說話，誰能知道你的想法呢？說話寫文章沒有文採，就不能流傳久遠。修辭的實質是“言語交際中的話語效果調控行為，即發話人有效調控言語交際的進程和交際的各種參與因素，運用最具針對性的話語策略，最大限度地促使發話人所期望的話語效果的成功實現”[2]。

政治修辭和修辭是種屬關系，修辭是一個相對較大的類，政治修辭是一個相對較小的子類。“如果把修辭看作一個大概念的話，那麼政治修辭就是這個大概念中的子概念。從修辭領域來看，政治修辭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修辭還可以包括文學修辭、法律修辭、藝術修辭等很多種。”[3]47政治修辭的主體是政治主體，政治修辭是政治主體圍繞政治活動開展的語言活動，“政治修辭的目的是實現政治說服，是政治主體為了獲得某種政治利益或政治權力而實施的說服活動。政治主體通過政治說服，可以維持或者改變民眾的政治態度”[3]48。政治修辭的意義在於通過政治活動輸出觀念，實現政治活動主體間性，建立價值觀，實現不同政治主客體間的身份認同，從而達到政治目的，以利於實現政治主體的政治功能。作為新一屆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同志的演講就屬於政治修辭。政治修辭不僅闡述國家內政和外交事務，旨在表明觀點，闡明立場，借助演講這種形式來實現跨文化交流，消弭文化差異，溝通不同利益主體間的態度形成認同，這即是政治修辭的意義所在。

二、理論基礎

修辭學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紀，“在古希臘產生了民主形式的政府，這種民主形式使得人們有可能和有興趣研究勸說藝術，以便有效地在議會進行政治辯論和在法庭上進行法律辯護。……古希臘時期，修辭主要是論辯。”[4]11亞裡士多德作為西方古典修辭學的代表，將修辭學定義為“一種能在任何一個問題上找出可能的說服方式的功能”[5]，他將修辭學分成演講者、主題和聽眾三個部分，特別強調聽眾的作用。演講要想成功，取決於三個因素，分別是內容、文辭和演說技巧。演講者的道德品質、聽眾的心情和演講詞是否合理說明某一問題這三個方面是演說能否實現勸服的方式。

古典修辭學發展到18世紀，西塞羅的《演說者》（De Oratore）、《演說》（Orations）和昆提利安的《演說原理》(Institutes of Oratory)等修辭著作在美國第一次復興。“在20世紀30年代末，古典修辭學在美國第二次復興。二次復興的主要標志就是新亞裡士多德修辭學(Neo-Aristotelian Rhetoric)的興起。這次復興表現在兩個方面：運動文學批評和公眾演講（口頭交際）。”[4]66肯尼斯·伯克第一次用“新亞裡士多德學派(Neo-Aristotelian)”來命名在芝加哥大學研究亞裡士多德的學術組織，他們借鑒亞裡士多德的修辭思想，建立了一套文學批評理論。肯尼斯·伯克“精通哲學、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和修辭學。他的著作非常豐富，光跟修辭學有關的書就有：《行為動機語法》（A Grammar of Motives，1945）、《行為動機修辭學》（A Rhetoric of Motives，1950）、《新舊修辭學》（Rhetoric—Old and New，1951）、《修辭情景》（The Rhetorical Situation，1973）”[4]73。

肯尼斯·伯克認為，人類通過語言來實現態度的改變和行動觸發。不論是有意識的語言活動，還是無意識或潛意識的語言活動，都關涉修辭，人類一切言語活動的背后都有動機的參與。他認為，“修辭學的基本作用是人使用詞語形成態度或導致他人行動……修辭學的基礎在於由社會的階級所造成的分歧”[4]73-74，要想化解這種分歧，就出現了運用言語勸說的動機。“伯克從攝影時使用的鏡頭和濾色鏡獲得靈感，將人們應用的各種象征系統或詞語匯集稱為‘辭屏’。”[6]339我們在選用詞語的時候都是有選擇性的，這是對現實的一種反射，這就像是攝影的時候鏡頭所拍攝到的物體的顏色和形象，任何一張照片都不能原原本本還原實物，而是攝影師有選擇地將拍攝物體再現給觀看者。“正因為詞匯具有內在的‘選擇性反射’或‘折射’功能，其應用才必然具有‘勸勉性’和‘說服性’，才使得目的和動機能夠在象征行動中得到體現和實現。”[6]339在《行為動機語法》一書中，他將戲劇概念運用到認識動機的方法上，提出了“戲劇五要素”，即場景（scene）、行為或表演（act）、演員（agent）、方法或道具（agency）和目的（purpose）。這五個要素構成了伯克理解動機和象征的認識框架。

伯克發展了修辭的中心觀念，將“認同”取代“勸說”。當我們在跟別人講話的時候，我們隻有跟對方在言辭、語調、手勢、態度、思想等各方面取得一致的時候，我們才能勸說他。“通過有系統地擴展它的意義，我們可以窺探到它背后隱藏著的使我們得以實現認同或達致一體的各個條件。通過遵從受眾的意見，我們就能顯露出和他們‘一體’（consabstantiality）的‘征象’（signs）。”[6]346為了論述這一理論，他舉了一個例子：為了贏得觀眾的理解，演講人要按照觀眾認同的性格品質（言辭、思維、表達方式、態度、姿勢等）進行演說，隻有這樣，才能得到觀眾的理解和認同。演講者隻有在更多方面與受眾取得一致，才能實現受眾與演講者在有分歧的方面能夠跟演講者保持統一。這必然要求演講者與受眾在價值觀、話語規范等方面享有一致性，才能使受眾順應和配合，即所謂“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修辭策略。認同的方法有三種：同情認同、對立認同和誤同。同情認同以人們共有的情感作為出發點，與受眾建立親情關系，這種認同最類似於“規勸”，比如人類向往的“和平、民主、安全、富強、自由”等，以取得演講者和受眾有相同的利益和態度。對立認同是將演講者和受眾相同的敵人作為靶子，目標是在對立中實現凝聚，從而達到傳受雙方態度和觀點的一致。誤同是“將人們帶到修辭情景中，最大限度地體現了伯克對於人與人的生存環境主體互相關聯的問題”[7]。

三、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

本文側重於研究習近平同志自2011年以來進行的外事活動。作為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同志出訪國家和參加國內外會議的發言甚眾，文字記錄非常豐富，如何選擇文本需要慎重考慮。美國學者游梓翔提出了演講中的“SPA”理論，認為演講人、演講主題和受眾之間形成了一個封閉的三角形。三角形的面積大小直接決定著演講者能夠在聽眾中完成題旨的難易程度。三角形面積越小，則實現題旨的難度越低﹔如果受眾面太廣，則必定影響題旨的實現程度。習近平同志在中央黨校的開學儀式、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2013年博鰲亞洲論壇等許多場合都留下了極為精彩的發言，但為了研究需要，本文僅將其外事出訪活動的發言全文作為研究樣本，採用文本分析的方法進行研究。外事活動的演講文本更能體現政治修辭的政治性和目的性，能夠放大目標受眾的價值觀與演講者的差異，通過政治說服所提供的政治言辭的選擇、組織和安排，實現了政治修辭最基本的研究框架。通過對文本的解讀，能夠最大化地體現演講者的政治情感、信仰、價值觀和思想體系，從而在演講中使聽眾在政治認同、觀念、信仰和價值觀等方面找到依托和認同。

本文選取的習近平同志外事出訪活動的演講文本如下：

2011年6月10日訪問智利時在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上的演講（3077字）

2012年2月15日訪問美國時在美國友好團體歡迎午宴上的演講（3330字）

2013年3月23日訪問俄羅斯時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的演講（4123字）

2013年3月25日訪問坦桑尼亞時在坦桑尼亞尼雷爾國際會議中心的演講（4544字）

2013年3月29日訪問剛果共和國時在剛果共和國議會上的演講（2744字）

2013年6月5日訪問墨西哥時在墨西哥參議院的演講（4098字）

2013年9月7日訪問哈薩克斯坦時在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的演講（3483字）

2013年10月3日訪問印度尼西亞時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的演講（5150字）

在上述八國進行外事活動中，習近平同志運用翔實的數據、平實的語言、親和的表述風格拉近了與外國政府、人民的距離。他不同於以往的傳統領導人演講模式，在語辭的運用、思想和價值觀的傳輸、表述的生動性和感染力等方面有很大的改變，受到了國內外的一致好評。港媒《明報》在2013年3月26日發表文章贊嘆道，“從訪問俄羅斯和非洲到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習近平的出訪既是對此前外交政策的延續，也有新一屆中國最高領導層的外交新思維”[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