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让新闻的世界各就各位

梁衡，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曾荣获全国好新闻奖（中国新闻奖前身）、全国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荣誉称号，历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等。

梁衡，从最基层的驻站记者开始，38年的工作生涯中，他在记者、官员、作家、学者的多重身份中交织前行。不管是哪种身份，他都成就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人们介绍他时，总是在他的官职前加上“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但是，正如他的诗中所写：“文章千古事，纱帽一时新。君看青史上，官身有几人。”官职像流水，瞬间即过，而思想却像陈酒，时间愈久，味道愈醇。

时至今日，他的著作共90部，关于新闻理论的著作共有12部，大到宏观的新闻原理，小到微观的采访技巧，不仅为新闻划出一片独有的天空，也为这片天空安上了“定位系统”。

他倡导写“大事、大情、大理”。今日采访梁先生，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在他的“大理”中取其一角，梳理一些与新闻相关的、填补研究空白的原理。

深挖细究，完善“新闻”的定义

记者：关于新闻的定义，历来已有多种解释，您对此也深有研究。有很多人不解，您无论是做记者、副总编还是副署长，都是实践性、业务性很强的工作，为何要在“新闻”的概念上花费如此多的精力？

梁衡：大凡研究一门学问，绕不开的就是对概念的厘清，这是研究的起始点，起点错了，接下来的研究就会走弯路。同样，研究新闻原理，必首提“新闻”的概念。概念不同，从概念延伸出来的内容、功能、目的、效果、方法就都不同，对实践的指导力度更是大相径庭。这么多年来，大量学者在探讨新闻的概念，目的也是希望更逼近新闻世界的真理。

记者：新闻界曾经流传很广的是陆定一同志的那个定义：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您结合自己的经验，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新闻是为受众所关心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递。这里您增加了“受众”、“信息”和“传播”三个要素，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梁衡：随着时代的发展，新闻传播的方式和手段必然会发生变化，对新闻的理解也更加深入。也许再过几年或几十年，又会有更新的概念提出。

为什么要在原有概念上增加新的要素呢，这是实践发展的结果，也是指导新时期新闻工作的需要。

首先，增加了“受众”这个要素。过去我们的新闻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机关报体制，看重新近发生的领导人的活动，很多报道读者不喜欢看。事实上，世界总是处于运动变化之中，我们不能把新发生的事情都当作新闻，需要有个限定。这就引出了“受众”这个要素并作为前提。有了这个前提，就为记者的采访规定了一个范围，那就是选择那些为大多数人、或者绝大多数人所关心的、爱看、爱听的事实去报道，减少了记者工作的盲目性。就拿我讲课时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来说，某报曾推荐一篇《羊年第一“羔”》的作品参加评奖。说的是农历羊年即将到来时，记者半夜守在妇产医院，报道零点过后出生的第一个婴儿，称之为羊年第一“羔”。开始大家都认为是好新闻，要得奖，最后到定评阶段落选了。为什么，因为这种新闻除了孩子的父母、亲戚关心之外，社会上的广大受众并不关心这件事情。

再谈“信息”，记者在报道时不可能把原事件端到读者面前，他传递的只是这个事件的信息。虽然事件是一个客观存在，但一旦变成“新闻信息”也就打上了记者的印记。另外，这些信息可能第一次释放就反映出事物的本质，也可能要多次释放后才能反映本质，这又决定了新闻报道是一个连续叠加的过程。如此看来，“信息”两个字包含了采访报道的全过程，体现了新闻采写规律。

至于把“报道”改为“传播”，主要是考虑到：虽然“报道”也可以理解为“传播”，但“传播”比“报道”的外延更广，而且有一套独立的规律和方法。比如记者采访一个事件以后，是选择用图像还是文字传播，若用文字，是用消息、通讯、特写，还是言论等等。传播手段不同，效果也会不同。

记者：您提出的“新闻”定义，主要理论依据是什么？

梁衡：我的新闻定义是在总结了新的新闻实践和吸收了新的学科、新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受众”这个概念是从实践中来的，也吸收了新的美学理论。美学上讲“接受美学”，美不美最终要看接受者的接受程度。是不是新闻，也要看受众承认不承认。关于信息，20世纪80年代信息论传入中国，伴生了好多新学问，新闻学受益最多。我经常讲信息不是事实，是事实的信息；不是知识，是“毛知识”，还要叠加验证。比如街上撞车了，你不可能用吊车把两个出事的车吊到受众面前，你肯定是通过信息（文字、声音、图像等等）传播，这种信息是加工过的信息，已区别于自然信息。信息固有的属性，即真实、快速、新鲜、导向（矢量性）等，自然也就成了新闻的个性。

还有“传播”这个概念，现在有一门独立的新学科叫传播学，在大学里新闻与传播是两个不同的专业。传播学自身有很多的学问和方法。

记者：既然新闻的本质是信息，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可以引导记者从千变万化的信息世界中寻找新闻？

梁衡：从采写角度来看，依据新闻的势态，可将新闻分成3类，即：显性的（瞬间的），指那些已发生的明摆着的新闻，如突发事件、会议新闻；隐性的（稳态的）指那些已经发生，但时间性不是很强，还未被人知道的新闻，如人物新闻、经验性新闻。这两类都是在采访前已经发生的新闻；第三类就是预见性新闻，是指预测要发生的，但是还未发生的新闻，如可预见性的事件或发展趋势等。

“瞬间新闻”要求记者的采写要“快”，“稳态新闻”要求记者的采写要“深”。 一个记者到底是去抢“快”还是去挖“深”，要根据个人所处的地位、条件、气质而定。一般来讲，上层的、政治中心的记者近水楼台可以快速抢到新闻，基层的记者，不大容易抢到新闻。但是也不必悲观，你可以在“深”字上下功夫，可以用生活中典型的人和事去证明那些新发生的、正在变革中的问题。还有对一些大事如战争、事变进行预测、分析、预告，这同样是新闻。许多名记者嗅觉和政治家一样灵。

拨云见日，厘清媒体的属性

记者：多年来，大家都关注媒体的喉舌功能，但对其本质属性的研究还很少。

梁衡：一件事物或一门学问，不能因其功能而忽视了它的本质。任何事物，都会因时间的推进而逐渐显现它的本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对新闻属性的界定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认识的逐步深入而逐渐完善的。

记者：您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媒体的四个属性理论，即媒体具有信息属性、政治属性、文化属性、商品属性，当时提出商品属性是有前瞻性的，也有风险性，当初是怎么考虑的？

梁衡：从事某一项具体工作，首先要搞清楚它的性质、规律。我们当记者、办媒体或者管理媒体，首先要把媒体的性质搞清楚，即媒体到底是什么？它有哪些基本属性？

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媒体的四个属性理论，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之后，才可能思考媒体的商品属性。过去几十年，至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不会思考这一问题的。

1992年9月，由我主持在浙江宁波召开了一个全国报纸管理会议。当时，浙江省绍兴市新创办了一个全国纺织品市场。我们去参观时这个市场已经很兴旺，他们有个口号，“不管你的产品是‘部优’、‘省优’，卖不出去就是‘心忧’”。我当场就对来自各地的新闻出版局局长说了一句：“听懂了吧。对报纸来说，不管你是大报小报，卖不出去就是废报。”这句话成了那次会议上大家印象最深的提法。这之前我们的报纸主要是公费购买，并不关注和研究市场。当时我还讲了报业是产业、报业是企业、报纸是商品，这在当时是超前的，也要冒一点风险。就在那个会议上我正式提出了媒体的四个属性，尤其是商品属性。

记者：新闻具有政治属性，在“新闻”和“政治”之间有没有规律可循？

梁衡：我写过新闻也管过新闻，从几十年的实践中发现了一条新闻与政治互动的规律：新闻和政治作为公共传媒和公共权力，在本质上都是代表人民大众的意志，政治称为“群众”，新闻称为“受众”。因为有了这一点，二者有共性，可以联合。但在具体的运作中二者又都有自己的“偏向”：新闻可以表现为“媒体利益”，为了自身利益有时打点擦边球，这就会出现违规、违纪；政治可以表现为“集团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或小圈子牟利，出现腐败。当新闻违规时，政治就以人民的名义来监管它，发挥国家管理的作用；而当政治腐败时，新闻就以人民的名义来监督它，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从而形成一个体现民意，推动社会进步的合力。我把这个规律称之为“新闻与政治四点交叉律”，我还设计了一个图，用来表达“四点交叉律”（如图1）。这个观点的首次发表是2008年11月1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上，这是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而召开的。这一规律为政府监管新闻和媒体监督政府提供了理论根据。当然，要遵循这一规律，要求新闻和政治都能大公无私，都切实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达到二者的统一。

借助修辞学，寻找新闻在文字大家族中的位置

记者：新闻的主要呈现方式是文字，您对新闻、文学、政论、公文等各种类型的写作都有研究，也从理论上给文字家族进行“排队”，请介绍一下其中的奥妙。

梁衡：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把握宏观规律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微观技巧。我们学新闻，除了应知道新闻在社会上的位置、新闻学在学术世界的位置、新闻世界里各部分的相互位置，还应知道新闻写作在文字大家族中的位置，就像搞医学的要知道一点人体解剖的原理。

给文字家族排序，首先要提到修辞学，因为修辞学是专门研究文章写作规律的。中国研究修辞学的第一本权威著作是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书中有一个观点，就是把文字分成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类，前者如文学作品，后者如各种应用文体。消极修辞以客观表达为主，务求明白、准确；积极修辞以主观表达为主，务求生动、活泼。我认为这是研究新闻写作的一把钥匙。

借助这一理论，我给文字大家族的大致排序如下：法律—文件—教材—各种应用文—新闻（以上消极）——（以下积极）报告文学—散文—小说—戏剧—诗歌。可以看出，在这个大序列中新闻处于消极修辞的末端，靠近积极修辞处，从性质上讲，它还是属于消极修辞。新闻文体内部又可以分出数种文体，并发现其从消极到积极的过渡轨迹：消息—通讯—特写（报告文学）—述评—言论。消息是最典型的也是最基本的新闻文体，以叙事为主。通讯是在消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每一篇通讯都要有一个新闻消息做它的内核，然后有一些延伸，有事、有人、有理，这时可借鉴的积极修辞（文学）的手法就稍多起来。通讯分两支发展，向细节描写发展就是特写，已进入到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新闻与文学的交错点）的边缘，强调形象、情节；向思想深处发展就是述评，夹叙夹议，报道与评论相结合，已靠近言论的边缘。言论是对新发生的事实的评论，是作者的主观意见，作者可尽情发挥，大量运用积极修辞。不管特写、述评、言论怎样发展，其根源还是新闻事实，是事实的发挥。

大家都知道，我们肉眼可见的光经过三棱镜折射后的光谱是七色：赤、橙、黄、绿、青、蓝、紫，波长逐渐由长到短，新闻很像这种光，从消息到言论，修辞逐渐由消极到积极。而消息以前（如文件）、以后（如文学）的文体，就是可见光以外的红外线和紫外线了。它们已不是新闻文体，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暂且可视而不见。

记者：从排序来看，新闻与文学很近，一段时期以来，为了解决新闻如何更吸引人的问题，出现了新闻故事化、新闻文学化、消息散文化等提法，据说后来是您一锤定音坚决反对，并从理论上提出新闻与文学的12个区别。

梁衡：当时的背景是报纸空话多、很枯燥，读者不爱看，大家都想找出一个出路。有人提出了“消息散文化”，就是主张把消息写得像散文一样，让读者爱读。新闻出版报为此开辟专栏讨论了半年之久，多数人同意消息散文化，在讨论结束时，让我做一总结，我力排众议，写出了一篇《消息不能散文化》（新闻出版报1999年9月2日）。我指出新闻和文学虽然都是文字作品，但它们的本质不同，新闻的本质是信息，而文学的本质是艺术，二者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我大致辨析了12个方面的本质的不同。如果提倡消息散文化，就是提倡新闻文学化。大家知道，文学具有虚构成分，如果将新闻文学化，将消息写成散文，将会导致新闻内容的失实和信息的减弱，从而削弱新闻的功能。实际上，通过我给文字大家族的大致排序就能看出这点。要解决新闻好看、引人的问题是让它更新闻化，而不是去新闻化。

记者：您认为，文字大家族的这个排序的最大作用是什么？

梁衡：具体说，它的作用有两点。一是从基本概念上界定了新闻写作属消极修辞，从而规定了大前提、大特点，就像研究人要先分清男人女人。研究化学离不开元素周期表，打开表，一眼就知道哪个元素属于哪一族，其化学性质是稳定还是活泼。新闻被分在消极一族（稳定族）就决定了：内容要准确；以客观叙事为主；尽量减少主观感情色彩；语言平实简朴，不可喧宾夺主等。二是在大分野上，新闻虽属消极修辞，但它位处消极段的末梢，靠近积极段的边缘，免不了要受文学的濡染。新闻写作在保持自身消极修辞本性的前提下仍可借鉴一点积极修辞。就像地处汉藏过渡带的康定，能够产生著名的兼有两种文化的《康定情歌》。

总的来看，有了这个序列表，就像有了一张旅店客房指南，或者是化学研究中的元素周期表，物理研究中的光谱图，新闻的各种文体就可以对号入座，各就各位，一目了然，这就是规律。

采访手记

深刻是为了更简单

采访梁衡先生，记者一直在寻找一条脉络。

除了90部著作，他发表的文章已难以计数。更为称奇的是，除了官职的升迁外，他在写作和新闻理论方面独树一帜。他34岁获得“全国好新闻奖”，36岁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作品《晋祠》入选中学语文课本，39岁出版科普成名作《数理化通俗演义》，之后，新闻类、散文类作品和理论著述交替出现。这是怎样的一个新闻工作者？

鉴于刊物的性质，梁先生建议先从新闻理论谈起。但是，从何处下笔呢？先生说，学术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找到一个点，这个点就是事物的本质规律。他早年经常去拜访季羡林先生，曾问季先生，您研究的已经绝世的吐火罗文等似乎用处不大，为什么还要研究。季老说：学术不能说有用无用，而是说错还是对，是为了找到事物的规律。

那么，寻找规律的目的是什么呢？梁先生说，回顾历史，大凡定律、原理或理论，都是让世界在人类面前变得更为简单直白。比如，有了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人类手里就有了一张“寻宝图”，以后的活动就不那么盲目了。新闻也是如此，当我们把这些深藏的规律一一总结，新闻采写忽然间就变得轻松、有序了。

倾听先生之言，再读先生之书，你会发现，他的新闻理论源于实践，又能举一反三快速指导和应用于新闻实践。更可贵的是，他是在“易碎”的新闻世界里逐步逼近真理，没有深厚的学养、洞察世界的功力，实难为之。

采写中，先生多次点拨，每到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先生的只言片语便能让我感到柳暗花明。如果说，理论的深奥是为了让世界更简单有序，那么，先生的深刻，则是一语中的，让记者茅塞顿开。

面对梁先生，经常有人会问，为何能有这般成就？他也随口说，可能与他的工作经历有关，在新闻采编和新闻管理之间、在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之间多次换位，这让他能在树林里研究核桃，而不是核桃壳里研究核桃。

（本文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