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全球意識”
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啟示我們,在全球化演進過程中,任何國家和地區的重大問題,都須放到共同的世界歷史進程中去審視。在中國與世界的對話交流日漸深入的今天,“本土問題”和“全球問題”緊密相連,“中國問題”和“世界問題”不可分割。對於我們來說,討論問題、闡述觀點,不僅要有世界語言,更要有世界眼光,以“全球坐標”定位、用“世界時間”參照,才能更好地定義屬於自己的現在和未來。
“國際化程度非常高”是這篇任仲平文章的一個鮮明特點:自始至終都把中國道路的十年探索,置於全球背景下考量。沒有對比,就沒有發現。將國內改革發展的成就,放到世界坐標去講述,才能看出變化、顯出分量。這種比照有兩個好處,第一個好處是可以通過還原世界圖景,看到中國這十年走過的不平坦道路、遇到的不尋常挑戰,其他國家同樣也在經歷,從而增強對中國問題的理性判斷。我們提到埃及解放廣場的爭斗、倫敦街頭的騷亂、利比亞的動蕩……人類歷史進入21世紀的前十年,各個國家、各種制度都遇到了新的挑戰。面對全球化帶來的經濟、資本、要素空前自由頻繁的流動,政府必須在超越國界的全球框架下治理國家,還要應對信息化潮流帶來的沖擊。這不只是中國獨自面對的問題,如普京所言,對所有人來說,這都是個艱難的時代。
第二個好處是可以引入第三方視角,增強論述的客觀性和讀者的接受程度,凸顯全球格局下中國的進步和意義。比如,文章引用基辛格的話,說明中國這十年成績之所以來之不易,是因為第四代領導人第一次在全球化的環境下治理中國,而且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這三個條件互相疊加的情況下治理中國。文章進而由此評述,“當中國工人登上美國《時代》周刊封面,當廣東烏坎事件吸引來大批境外記者,當國際油價的漲跌影響著北京‘的哥’的心情,新世紀以來的中國,已經在更深層次、更廣范圍與世界相連。”這給讀者提供了一個看自己的國際視角:在全球化時代“治理中國”,中國航船的這十年破浪,確可謂其行進也艱辛,其抵達也浩蕩。
再有,快速發展積累了不少問題,這確實令人痛心,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成績、喪失信心。任仲平文章引用了國外媒體視角,4億人脫貧、13億人走向現代化、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平均貢獻率超過20%。外國學者坦陳:“這些物質條件具有真實的道德價值,不承認這些成就是不誠實的。”這使文章更有說服力。有時候因為我們深陷於腳下的這塊土地,容易既看不到我們身邊發生的進步,也看不到這些進步給我們帶來的光亮。打開國際視野,才能呈現給讀者更多的真實,讓我們一定程度上擺脫“隻緣身在此山中”的站位局限,擺脫“愛之也深,責之也切”的情感局限。這是新聞評論“統籌兩個大局”的最大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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