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人”：娛樂的力量【3】

（三）“春晚吐槽大會”

一年一度的春節聯歡晚會，不僅是中國大陸官方慶祝春節的年宴，更是一年一度謳歌主旋律，反映官方態度的重要文化活動。盡管某些草根階層對這場代表了主流意識形態和官方立場的年宴，並不滿意，但“春晚”儼然已經成了除夕夜的“捆綁產品”。

除了最具官方權威性質的中央台春晚外，其他地方台舉辦的春晚，在內容和形式上也都是大同小異。其實如今已經有許多人已經放棄了在除夕夜收看春晚，除此以外，還有另一些人採取一種新的方式來調和不滿，那就是改變收看春晚的方式，即通過惡搞或同人創作來對春晚內容進行解構和重述。如今，在各類微博、論壇平台上進行春晚內容的同人創作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各類搞笑的段子、圖片、視頻同人創作層出不窮。此時此刻，“同人”似乎成了大眾表達與發聲的新型工具，許多人選擇手抱電腦，眼觀電視，以便及時獲取或制作春晚內容的即時同人。這不僅改變了傳統的收看方式，同時也扭轉了單一的“灌輸——接受”式的文化傳播方式，而改由大眾自行創造了符合自身趣味的娛樂形式與內容。從過去的“單純閱讀”（read only）（廣播式的，“一對多”的），進化為“讀寫並用”，一般民眾也可以借助媒體，以非專業人士的身份，去表達他們對真實的理解。

四、同人：“阿Q”抑或“吶喊”？

那麼，“同人”的真正“意圖”究竟是什麼？

盡管每個人都有可以成為“同人”的創造者，但更多人並不直接參加創作，而是更熱衷於做一個圍觀者。然而，這種“觀看者”的角色卻並不等同於傳統意義上的“觀眾”身份，其觀看的欲望更多來自於一種“透過集體戲劇化儀式、以及身為其中的意願，去成就某種自我實現”的意圖。因此，無論是直接參與創作還是僅僅只是圍觀，同人愛好者們通過“同人”這樣的行為，使分散各地的、零散的、孤獨的“我”們，產生了一種群體式的同盟情感，並由此萌生出與“他”群系統對抗的力量和勇氣。這不僅是一種建立社會關系的新方式，同樣也是一種新型的自我身份認同。

因此，是否可以這樣猜測，“同人”這種行為並不僅僅是一種阿Q式的自我安慰，作為一種“表達”和“反抗”方式的“同人”，還具有某些特殊的內涵：如果是作為一種娛樂的方式，同人的意義也許可以止步於對次文化的迷戀或由“肆虐”而帶來的報復性快感，然而，如果是作為一種“表達”和“反抗”方式，它就必須對什麼是理想的生活這樣的問題有所回應。

根據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和文化工業的分析和討論，消費者（大眾）往往是處在被動接受的地位，即被動地接受大規模生產的商品，其分析的重點往往落在強調消費文化對大眾的欺騙和欺詐。而伯明翰學派的代表人物霍加特則抱持另一種態度，其在1757年出版的《文化素養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一書中，著重討論了因美國文化的全面滲透和新興大眾媒體的出現——如電影、廣播、電視等，而廣泛流行的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霍加特認為，那時的通俗文化，具有庶民和草根階層的立場，是工人階級及底層民眾，以自己的方式來積累智慧，體會生命不同真實與真相的重要方式。在這一點上，彼時的通俗文化，與當下盛行於網絡空間的娛樂文化，似乎產生了某種共鳴。因此，面對新的社會、文化背景，澳洲學者約翰•哈特利在繼承霍加特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數位素養”（digital literacy）的概念，他認為，今天人們不僅具有消費（consuming）數位內容的能力，還同時擁有生產（producing）數位內容的能力。經由活躍的消費及生產，人們能參與一定程度的、由各式媒體所中介的公共領域，或是用以追求個人的想望，貢獻於每日的知識交流網路中，甚至也能發展不論是商業性的或是社群性的個人事業，從而創造經濟及文化上的價值[7]。而這種素養賴以實踐的復雜網絡，成為鼓勵普通民眾想象力的重要平台，並且將最終引領未來的文化生產風潮。因此，如何把握大眾與媒體之間的關系，如何重現消費與生產之間的真實關系，如何認識佔據主導地位的主流意識形態，與單獨的個人、零散的“我”群之間既彼此融合又相互抵抗的互動關系﹔一般民眾是否可能將新媒體變為個人發聲的自主傳播工具？主動書寫（writing）是否能夠追上並趕超被動解讀（reading）的腳步？大眾是否確實能透過新媒體“再現及代表自己”，並與主流意識形態和消費文化相抗衡？這些問題，將對如何理解當下這個“娛樂”的需求愈發迫切的時代，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同人”這一復雜多義的概念——一種受在全球化背景下發展出來的次文化創作形式，一種糅合了積極與消極、娛樂與反抗的態度與方式，一種新型的建立社會關系與自我身份認同的方式——似乎為上述問題的討論提供了一個理想的交會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