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發展對新生代農民工身份認同的影響【2】

二、新生代農民工身份認同的現況

身份認同主要指某一文化主體在強勢與弱勢文化之間進行的集體身份選擇，由此產生強烈的思想震蕩和巨大的精神磨難，其顯著特征可以概括為一種焦慮與希冀、痛苦與欣悅並存的主體體驗[4]。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就可以算是一種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間的碰撞，當然后面的部分用來描述這一碰撞並不十分恰當。我們可以從該理論辨析新生代農民工“自我身份認同”與“社會身份認同”之間的碰撞。

“認同”可以擁有不同的定語，形成多種形態的“認同”。就個人而言，認同同時表現為兩種面相，即“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前者指涉“存異”，即“自我証明”和“自我預期”，后者指涉“求同”，即“去個性化”[5]。在研究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時，我們必定要研究其自我心理狀態的生理體驗，當然也必須同時研究社會，或者說是城市社會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認同感。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包括“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兩個方面的內容。自我身份認同是指一個主體主觀上對自身的認同程度。在一定意義上，自我認同是對自身社區融入的一種主觀滿意程度與自我評價﹔同時，它又包括主體在一段時期之內的自我意識，如自信、自卑等最基本的狀態。

（一）自我身份認同

自我認同往往能夠通過主體的行為體現出來。在以往研究中，常常提到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等特征。因為其受過更高的教育，對自身就會有更高的要求與期待，因而就具有更高的職業期望值，對自身的就業崗位和單位正規程度有更高要求。新生代農民工多從事於服務業、制造業、紡織業、電子業等第三產業，同時，他們更加注重職業的工資待遇，更加關注員工福利信息，這就說明，他們並非只是追求一份工作，而是追求自身的發展機會。

在對工作各方面追求不斷提高的同時，他們的維權意識也較老一代農民工大大增強，維權方式由被動表達逐漸向積極主動的表達方式轉變。這恰恰體現了新生代農民工自我身份認同的提高，他們認識到了自身對城市建設的重要性，從而更加願意、也更加期待能夠得到更高的待遇。在他們發現所在單位無法滿足自身要求或損害了自身利益時，他們不會像老一輩農民工一樣選擇默默忍受，而更多的傾向於跳槽和尋求法律援助。新生代農民工比起老一代農民工也有著更強的平等意識，他們早已不滿足最基本的獲得平等就業的權利，而更多地追求勞動和社會保障權、教育和發展權等更高層次的權力。

實際上，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我認同提高不僅僅是工作追求的提高與權力意識的增強，還體現在對於金錢之外的事物的追求上。老一輩農民工更多地抱著“養家糊口”的思想進城務工，而如今的新生代農民工則很少有這種想法。他們不僅僅只是注重金錢，還提高了對生活質量的要求、情感體驗的要求以及文化教育的要求。他們有自己的夢想，並為之奮斗。參與更多的社區文化生活，以求更快地融入到城市社會中。對自身的職業發展也充滿著更多的期許。

（二）社會身份認同

社會認同就是行動者對其群體資格或范疇資格積極的認知評價/情感體驗/價值承諾[6]。新生代農民工從農村走向城市所帶來的生活、生產方式的改變在主、客觀兩方面上重新定義了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身份，並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相關的社會問題，作為城鄉二元結構分層多元化的一種特殊體現，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身份認同問題對於其階層的形成與歸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對以往對新生代農民工研究的回顧中，我們發現，大多數研究人員隻抓住了社會發展、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等大的社會背景之下對農民工群體身份認同的影響，而較少有抓住社會發展的具體方面對新生代農民工身份認同做具體闡釋。我們在研究中發現，新媒體發展對新生代農民工身份認同有著顯著影響，而兩者之間極強的相關性也逐漸通過越來越多關於新生代農民工的報道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