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媒體對新生代農民工身份認同的影響
媒介是我們的經驗世界變革的動因,是我們互動關系變化的動因,也是我們如何使用感知的動因——這裡所謂感知是經過媒介延伸的感知[7]。 大眾媒體對人們思想觀念以及觀點態度的形成與改變起著重要的導向作用,是個體價值觀念的重要來源之一。
在傳統媒體佔據大眾傳播主流的時代,媒體在信息來源空間上的狹窄以及報道比例的失當時而有之。傳統媒體我們可稱為“城市媒體”,由於其大多為面向城市居民生活的晚報、都市報。真正為農民工所辦,替農民工說話的媒體幾乎沒有,這種媒體報道的失衡使得農民工形象成為了一個固定的形象,稱之為“刻板印象”,究其緣由,我想可以歸結到以下這一方面:傳統媒體過於追求新聞報道的真實、客觀、公正,從一個旁觀者的視角看待農民工問題,在這種背景下,我們隻能看到對老一代農民工的各種負面、妖魔化的報道,用一句非常刻薄但卻十分真實的話來講“城市需要的是農民工廉價的勞動力,卻不需要農民工參與城市生活”,在這種媒體報道造成的社會認知下,老一代農民工也很難會有更高的自我認知,他們成了單純的城市工作參與者。
隨著新媒體的廣泛應用,這個問題也在逐漸被解決,新媒體的即時性、交互性使得信息資源超速流動,使得以傳統媒體為主的“城市媒體”變成了真正的大眾媒體,在具有客觀、真實等特性的同時更具有了人性化的特點,其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報道也愈加豐富、多樣。換句話說,新媒體在改變農民工在大眾心目中的“刻板形象”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改變了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認知,雖然還是沒有將新生代農民工視作城市生活的參與者,但仍具有巨大進步意義。
新媒體是指新的技術支撐體系下出現的媒體形態,被形象地稱為“第五媒體”。隨著時代的發展,新媒體已然成為了社會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於新生代農民工來講,它更是一個新型的、重要的社區融入方式。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主動接觸新媒體、運用新媒體,新媒體使其能夠更快地接受到城市文明的影響,使他們的價值觀更加趨於城市同齡人。另一方面,新媒體也提高了他們的話語能力,讓他們有更多的機會將自己的心理表達出來,從而得到更多關注。由於新媒體的迅猛發展,其對社會的影響不容小覷,它們更加客觀正面地報道相關事實,從社會反響角度出發使越來越多的人們重新審視了農民工身份認同問題,並願意給予尊重和幫助。
新媒體對新生代農民工身份認同的影響還體現在社會輿論這一方面。在社會輿論的引導和形成方面,媒體力量無疑是最重要的工具。反觀傳統媒體缺少群眾參與和互動平台,以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在這方面做的算是相對不錯的。大眾媒介所展現的並不是受眾的規模,而是人人參與的事實。 自動化條件下的商品產業和娛樂產業的結構特征有共同之處,二者都接近於瞬息萬裡的信息條件。自動化不隻影響生產,它還影響消費和市場機制的每一個階段。因為在自動化電路中,消費者又成了生產者,他酷似馬賽克形態電訊的讀者。在讀報的過程中,讀者自己就在生產新聞,或者說讀者自己就是他生產的新聞。由於網絡數字化信息時代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百姓也能成為實時報道的自媒體,並且他們的報道更加直接、實時,雖然不可避免主觀因素的加入,但為我們正視農民工群體起著不可忽視的輿論影響。同時,新媒體也不斷增加與傳統媒體的合作,給農民工群體提供更大更廣的舞台,促進其良好社會形象的樹立。如近年來流行的“草根文化”即說明了新媒體給農民工帶來的身份認同的變化。通過網絡視頻走紅的“旭日陽剛”組合,因為“煤球舞”走紅的“煤球哥”李新義等等,他們都代表了農民工自強不息努力融入社會生活的積極向上的態度。另一方面,新媒體也逐漸將目光投向農民工等社會弱勢群體,例如中央電視台綜藝節目《星光大道》,它以“百姓自娛自樂”為宗旨,為大眾提供了展現才藝的舞台,還有更加多種多樣的電視節目都為農民工提供了諸多展示自己、實現自身理想的平台。我們可以從中看出,新媒體對農民工身份認同的影響正朝著積極的方向變化。
並且我們可以將新舊媒體再做一次比較,傳統媒體是通過社會精英的對話和獨白來確定農民工形象的,農民工無法公開發出自己的聲音。在新媒體中,避開了精英們的對話和獨白,農民工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使得媒體對農民工的報道多樣化。
新生代農民工學習運用新媒體就如同他們學會說普通話、改變自己的穿著打扮、更加關注社會政策、動態一樣,是一種提高其自身身份認同的途徑。新生代農民工比起老一輩農民工表現出更強烈的對城市生活的向往,他們渴望被認同,更加積極地參與各種社會活動,而新媒體以其形式豐富、互動性強、性價比高、推廣方便等特點迎合了新生代農民工的需要,他們積極地運用新媒體,將新媒體作為他們了解城市生活的一種有效方式,也作為他們融入城市社會、展示自我的舞台。而新媒體反過來同樣也通過關注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群體謀求更深刻、全面的社會反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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