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識的生成：都市類報紙時評公共性之實現

摘 要：近年來中國都市類報紙的時評方興未艾，在這“熱”的背后，我們也發現了一些問題，及都市類報紙的新聞時評“講時效性選題缺乏判斷”、“追求眼球效應忽視理性思考”、“一味夸夸奇談而不講專業深度”。本文主要從常識的生成與公共性的角度，對當今的都市類報紙的時評進行研究。

關鍵詞：時評﹔常識﹔公共性

1999年底，《中國青年報》的言論版“青年話題”誕生，盡管《中國青年報》並不屬於都市報，但是“青年話題”的誕生之所以屢屢被稱為啟動都市報評論話語實踐的標志性事件，“如果說《青年話題》是都市報評論起步的誘因，那麼促使這個誘因的意義無限放大的動力則是都市報‘主流化’戰略的提出。 ‘主流化’就是要擴大都市報的影響力，作為能夠反思社會、提供建議、針砭時弊的媒體評論來說，當然是提高媒介影響力的重要形式之[1]” 2002年3月4日，《南方都市報》在全國都市報中率先開辦社論版，同樣也具有標志性的意義，這一舉動不僅實現了時評觀念的革新，也最終將都市報評論引向繁榮，尤其是《南方都市報》利用時評作為邁向主流化的策略成功運用，使得都市類報紙在市場經濟效應和社會效益找到了平衡點，在南方都市報時評成功的效應下，各地的報紙都紛紛創辦時評版面，如《江南都市報》的“江南時評”，《楚天都市報》的“望圖生議”、《廣州日報》的“今日時評”等。到了2008年，《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新京報》、《中國青年報》不約而同地或增擴言論版，或增加刊期，或創辦“評論周刊”，言論版的競爭更趨火熱[1]。

從中可以看出市場邏輯依然是重要的推動力，主流化跟市場在邏輯上並不是對立關系，報紙要獲得好的經濟效應，就必須佔有市場，但如果報紙“唯利是圖”的話，就沒法塑造報紙良好的聲譽和公信力，最終也無法實現經濟效益。

一、都市類報紙時評與公共性

在論述都市類報紙時評與公共性的關系之前，我們先要仔細區分公共性與公共領域這兩個比較容易混淆的概念，甚至在一些文章中這兩者是不分的，但實際上這兩者是有區別的，公共性為何會生成，首先就人們不是孤立的生活在這個世界上，而是在一個公共的空間裡，那麼必然就存著共同的問題﹔其次在公共空間裡人們對共同的問題發表意見，進行協商，這種表達需要一個公開化的交流平台，因此說達成公共性便要具備兩個要素：公共性的問題和公開化的平台，哈貝馬斯認為大眾媒體創造了個體非強制表達公共意見的條件，並提供了一個交流的平台。“總之，‘公共性’是人們通過在公共領域內的協商和談判，產生的具有理性和批判精神的共識，其目標是實現和增進公共場域內的公共利益”[2]。公共性的標志為理性和批判精神共識的達成，歸宿點是為了促進公共利益為目標。

在市場經濟中誕生的都市類報紙，以及在以爭取高端市場和長遠利益為目標的“主流化”轉型中，都市報評論所擔負的責任是彰顯“主流化”所包含的價值形態。“《南方都市報》的評論選題充分地體現了這些觀念，大多數的評論選題都可以歸結到公共利益的價值取向，報社認為隻有這樣的取向才可以反映報紙的主流化轉型訴求，而廣大讀者也從這些取向中感受到報紙為公眾利益說話的姿態以及為公眾意見提供平台的努力”[3]。

所以我們不能否認市場經濟對都市類報紙公共性的重要作用，正如哈貝馬斯所說的“一起書面信息都是有價的﹔很顯然擴大銷量，可以增加效益。由於這個原因，一部分現成的信息材料被定期翻印，匿名發表—這樣，它們就獲得了公共性” [4]。但市場經濟是把雙刃劍，對公共性具有負面的影響，我們還是先回到“主流化”這個關鍵詞來，《南方都市報》提出的主流概念實質上是要“針對主流社會、鎖定主流人群、吸引主流讀者”，其動因在於：“隻有針對主流讀者，才能吸納主流廣告”[3]，而主流市場、主流人群、主流讀者在具體的操作層面就是高端讀者。因此這個主流的訴求具有強烈的功利性。 這種對高端讀者的追求，實質上是對底層人群的忽視，這就與關注弱勢群體的理念有了差距。然而社會的共識的達成，不能漠視弱勢群體的呼聲，公共性的落腳點還是公共利益，正如前面所述，公共性的達成需要理性和批判精神建立共識，這種共識達成的過程是通過意見的交流，報紙在實現意見交流的功能，有其特性，報紙是一種大眾化產品，不是對抽象價值觀的嚴密的邏輯演繹，若不與常識相結合則無法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