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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生態”范式下新聞史研究創新的有益探索

——讀《桂林抗戰新聞史》

劉繼忠 陳媛媛

2014年02月26日14:27    來源:新聞愛好者    手機看新聞

【摘要】新聞史研究要容納不同流派與做法。《桂林抗戰新聞史》(上、下)在具體呈現、窮盡歸納的史料搜集、研讀的基礎上,以“新聞生態”視角為結構框架,架構了絢麗多彩的桂林抗戰新聞事業的歷史圖景。專著的最大特色是比較成功地再現了“抗戰文化城”的媒介與新聞生態的歷史面貌,將桂林抗戰新聞史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度。

【關鍵詞】桂林抗戰新聞史﹔新聞生態﹔治史精神

地方新聞史和抗戰新聞史的研究是我國新聞史研究中的兩個重要領域。近年來,馬藝的《天津新聞傳播史綱要》、王綠萍的《四川近代新聞史》、曹立新的《在統制與自由之間:戰時重慶新聞史研究(1937-1945)》、張夢新的《杭州新聞史》、蔡罕等的《寧波新聞傳播史(1845-2008)》、唐惠虎等的《武漢近代新聞史》、王文科等的《浙江新聞史》及王曉嵐的《喉舌之戰:抗戰中的新聞對壘》等著作不斷問世,相關研究機構也相繼成立,足見當下中國地方新聞史、抗戰新聞史研究的新熱度。最近,靖鳴教授和他的團隊所著的《桂林抗戰新聞史》(上、下)的問世,為地方新聞史、抗戰新聞史的研究又加了一把火。該書不僅填補了某些空白,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可圈可點,值得后學借鑒。作為新聞史研究領域的青年后學,喜見同行兼同事大作的問世。口頭的祝賀是必須的,但實惠的是為同行的新作獻上“讀后感”,讓更多的讀者能拜讀到大作。

一、“新聞生態”視野下的研究致思

中國近現代新聞業最為突出的特色之一是政治色彩過於濃厚,新聞本位的發育先天不足。新聞業參與了近現代中國的每一起重大事件,並在每一起重大事件的歷史演變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謂重大事件的見証者、建構者。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勢必會影響研究取向。在我國近現代新聞史的書寫中,始終存在著如何安排、處理、評價新聞業與政治系統的關系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新聞史學界有兩種研究傾向值得警惕。一是夸大政治系統對新聞事業的制約、影響作用,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政治系統,使新聞史淪為政治史、革命史的翻版﹔二是完全規避政治系統,以所謂的“新聞本位”來書寫新聞史。前者常被冠名為“階級史觀”或“宏大敘事”,后者目前基本處於“紙上談兵”階段,鮮見有分量的學術專著的問世。歷史研究要論從史出,評價要客觀公允,這是史學研究的基本常識。因此,正確的做法是既不刻意突出新聞事業的歷史作用,也不刻意回避政治系統的背景作用,不能為了凸顯某個政治派別的新聞事業,而淡化、遮蔽、貶低敵對政治派系的新聞事業。但受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制約,在民國新聞史研究中,“土匪史觀”的影子始終揮之不去。桂林抗戰新聞業是在特殊的政治、歷史、文化環境中所孕育的一個非常特殊的新聞業態。對桂林抗戰新聞事業的研究,亦存在這個問題。故選取恰當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徑與編纂方式才有可能比較好地解決這一問題。

由於“消極抵制”國民黨、“禮遇”共產黨的新桂系採取了比較開明的文化政策,大批受戰火威脅的學者、文人、知名報人紛紛來到桂林,桂林一躍成為著名的“抗戰文化名城”,文化事業興盛一時,新聞事業活躍於其中。長期以來,對桂林抗戰新聞史的研究雖然一直在進行,也有不少成果問世,但在研究路徑上卻鮮有突破,歷史敘述、歷史評價也鮮有突破“階級史觀”。這可能在於研究者尚未找到契合研究這段新聞史的最佳致思路徑。靖鳴和他的團隊在“竭澤而漁”式地搜集史料、研讀史料的基礎上,以媒介生態學中的“新聞生態”為研究視角架構《桂林抗戰新聞史》的做法,既巧妙地規避了對各政治派別的新聞事業的歷史評價問題,也巧妙地處理了桂林政治生態與新聞生態的關聯。這一研究路徑獨具特色、別具一格,是我國新聞史學研究方法的一個突破。

“媒介生態”(media ecology)的提法最初源於加拿大傳播學者麥克盧漢、尼爾·波茲曼等紐約學派,他們的努力形成了傳播學中的一個重要流派:媒介生態學(或翻譯為媒介環境學)。媒介生態學研究的是符號、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間的一套復雜的關系,關注的是媒介技術及其所營造的信息環境對人的影響。中國的媒介生態學研究關注的卻是“以媒介為有機體,思考社會環境對媒介生存的影響”。﹝1﹞中國媒介生態學研究興起后,有學者將“媒介生態”概念引用到新聞史研究領域,但闡釋不多,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博士生陽海洪,在其博士生導師吳廷俊先生的指導下,發表的題為《探索中國新聞史研究新范式——基於媒介生態的視角》的博士論文,對媒介生態視角下的“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新范式”作了系統的學理闡釋。但真正成功地將“媒介生態”理念運用於新聞史研究的著述至今鮮見,這在於媒介生態系統是一個宏大的概念,它是指一定的時空條件下媒介群落構成的內部生態系統及其媒介系統與社會系統之間構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結構形態和動態平衡的有機體。這意味著以媒介生態為理論資源,研究特定時空中的媒介生態的變遷,需要海量的史料,尤其是大量檔案資料的支撐。《桂林抗戰新聞史》(上、下)寫作的巧妙之處是,作者在媒介生態的基礎上提出了比媒介生態略小,有操作性的新聞生態的概念,並以此作為該書的重要理論支撐。所謂新聞生態,是指“在一定社會環境中新聞各個構成要素、新聞之間、新聞與其外部環境之間相互良性制約而達到的一種相對平衡的結構,是實現受眾—新聞—政府—社會這一復合生態系統整體協調而達到一種穩定有序狀態的動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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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昱(實習生)、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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