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體沖擊下的日本大眾傳媒

互聯網時代，越來越多的日本人特別是年輕人傾向於依靠網絡獲取信息。自然而然的，Twitter、Facebook這些起源於美國的社交媒體很快就在日本扎根並迅速發展壯大。相比傳統的大眾傳媒，社交媒體具有時效快、能滿足用戶不同需求等優勢。在2011年3月11日發生東日本大地震后，社交媒體作為一種非主流媒體的作用更加顯著。

面對社交媒體的挑戰，日本大眾傳媒發揮自身優勢，反思不足，靈活應用社交媒體，探索一條與社交媒體相互取長補短的合作之路。

大眾傳媒的式微

日本民眾對大眾傳媒報道內容信賴程度之高，可以用異乎尋常來形容。根據市場調查公司日本研究中心（Nippon Research Center）2000年發布的《世界60國價值觀數據手冊》，超過70%的日本民眾信賴報紙、電視等大眾傳媒的報道內容，而美國隻有26%的民眾信賴大眾傳媒，法國為35%，德國為36%，英國更是低至14%。

另一項調查也佐証了日本民眾對大眾傳媒所發布信息無批判的信賴。這項由諾德社會環境研究所實施的調查，旨在了解人們對各信息源的信賴程度。調查結果是，大多數日本人最信賴的信息源是大眾傳媒，其次是大學和研究機構，再次是企業，之后依次是當地政府、省級政府、中央政府機關、國會以及執政黨。

另一方面，日本全國性的報紙和電視台覆蓋面廣，影響力非常大。比如，日本發行量最大的報紙《讀賣新聞》發行量超過1000萬份，約是《紐約時報》的10倍、《泰晤士報》的14倍、《費加羅報》的27倍。

由於日本大眾傳媒的觸角能伸到全國各個角落，國民又極度信賴大眾傳媒，所以，報紙、電視等提供的各種信息，特別是新聞報道和分析就很容易成為國民輿論導向。而一旦這些媒體的信息被操縱或誤報，那麼帶有某些目的的信息或錯誤的信息就會很快蔓延到全國各地。

日本大眾傳媒的報道內容比起西方媒體顯得缺乏多樣性，甚至觀點都雷同。這是因為日本沒有像其他發達國家一樣，對大眾傳媒的交叉持股加以限制，也沒有電波頻段拍賣制度，因此，一些全國性報紙和擁有全國網絡的電視台往往被同一資本集團所控制。如讀賣新聞集團總社持有日本電視台近23%股份，朝日新聞社持有朝日電視台近25%股份，富士媒體控股集團則擁有全資子公司富士電視台和日本放送，並控股產業經濟新聞社。另外，日本有一種獨特的制度，稱作記者俱樂部。日本的中央政府部門、議會、法院、主要的經濟團體，都會騰出專門房間設置記者俱樂部，供各大媒體派駐對應的跑口記者。這些記者基本不去自己公司上班，每天到所負責的部門或團體參加新聞發布會、旁聽會議等，然后回記者俱樂部寫稿。記者俱樂部制度使各大媒體都習慣於以政府部門或經濟團體的新聞發布為消息來源，以至於立場和觀點均受到相關部門左右。

近年來，日本經濟狀況惡化，導致大眾傳媒收入更加依賴大型企業的廣告費，原本擔負著監督政府和大規模經濟組織職責的媒體和政府、企業等形成了利益分配的集團，媒體似乎變成了擁有巨大權力和財力的組織的宣傳機構。比如，英國塞拉菲爾德核電站2005年發生核廢料泄漏事故，《泰晤士報》、《衛報》等歐美報紙和電視台都在頭條大肆報道，而日本媒體隻有通訊社進行了簡單的例行報道。曾經是朝日新聞社經濟部記者、負責跑電力口的志村嘉一郎表示，在福島核事故之前，日本媒體播發與核電站相關的稿件極少，只是因為大眾傳媒從電力企業賺取高額廣告費。

特別是2008年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引發全球金融海嘯之后，受發達國家經濟狀況惡化影響，日本大眾傳媒的廣告收入銳減，許多報紙、電視台經營出現困難。本應作為第三方進行輿論監督的媒體參與利益分配的傾向更為顯著，而報道內容則出現更明顯的質量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