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鑄報業公信力【4】

事實上，現實困境致使業界感到恐慌的主要障礙有：

一方面是非技術因素，筆者將其概括為利益障礙。

目前，傳統報業往往是多重屬性的集合體。首先，當然是政治屬性，這是由我國的政治制度安排決定的。其次，隨著市場經濟的日益發達，報業市場競爭日趨白熱化，新媒體對報業的生存擠壓日益嚴重，報紙的經濟屬性也越來越重要。再次，是報紙的文化屬性。筆者認為，一張報紙的主編、編輯、記者的人文傾向和知識儲備，構成了報紙的文化屬性。多數時候，這種文化屬性是有歷史積澱與人文傳承的。最后，報紙當然還有自己的專業屬性。這主要指對真相的挖掘。這是一種道德屬性，雖然不是一個永恆的常量，但也是不以前述三個屬性的改變而變化的。

經驗表明，政治導向下，紙媒的報道容易因為權力干預而失真﹔市場導向下，紙媒的報道容易因為經濟利益而失真﹔文化導向下，紙媒的報道也會因為個體的偏好、知識結構等失真。相比較而言，市場導向，其實也就是利益導向，導致報紙報道失真的情況，對報紙的危害更大一些。

這突出表現為，個別報紙編輯記者受利益驅使，“篩選”出所謂的真相。這種真相契合人們的感受，在網絡時代更容易被廣泛傳播，既能帶來“名”也容易帶來“利”。但這種感受往往不是真相，甚至離真相還很遠。近期頻發的財經領域記者違法犯罪案例表明，一些從業者以報道部分真相或完全捏造事實等方法，來換取廣告費、軟文費等。這些人比其他紙媒人活得滋潤，諳熟於非法的生存之道，絕不會“本領恐慌”。但是，他們看似獲得了真金白銀，實則淪為明碼標價的工具。而無原則地犧牲真相，其價碼隻會越來越低，替換、淘汰它們的成本很低。這種喪失尊嚴的死胡同顯然不是報業的出路。

尋找真相的另一方面障礙來自技術因素，筆者稱之為技術障礙。

這方面的主要表現就是，快速和碎片化的信息傳播，使得讀者不易得到全部的重要信息和完整真相。這方面的例子，遠有藥家鑫案，近有余姚水災中“村支書背鎮干部視察災情”的“烏龍新聞”。

以互聯網技術為基本依托的新媒體、自媒體，最大的特點就是快。這種快打破了信息傳播的周期特性，所有信息都被切割為一個一個小塊，變得十分碎片化。然后，再由新媒體、自媒體通過離讀者更近的技術手段，全天候“貼身”，一部分一部分地傳遞給讀者。

受這種壓力的影響，傳統紙媒常常採取跟隨戰術。但是，紙媒即使以最快的日報方式，階段呈現事實，也遠遠落后於新媒體和自媒體。有的時候，事實變化出現在報紙付印后，這就出現了剛剛上攤的報紙提供的信息已經不是真相、甚至被完全推翻的尷尬情形。

從這種碎片化傳播的效果來看，讀者如果沒能及時閱讀到其中的某些重要部分，那麼就可能對整個事件的掌握出現偏差，形成錯誤認知。而且，因為前述利益驅動，最開始傳遞給讀者的信息往往給人最大的沖擊，而這種第一印象很難在后續閱讀中得到恰當修正。這些都影響到傳播公信力。更重要的是，新媒體和自媒體改正的成本極小，而傳統紙媒付出的代價可能會大得多。

走出傳統報紙的“本領恐慌”，首先需要關注的就應該是，如何跨越上述兩個障礙。

應對技術障礙。紙媒可以將報紙報道和新媒體平台相結合，報紙報道負責“真”，新媒體平台負責“快”。但這是一種技術的應對，筆者認為，傳統報業也可以做“本領應對”，傳統紙媒從業者可以從新聞價值判斷、深入調查突破、文本呈現等多方面提升能力。后一方面更重要。

具體來說，一個新聞事件在網絡平台首先曝光后，留給紙媒人判斷其新聞價值的時間比原來要短。以筆者的經驗，在網絡論壇裡曝光的線索，一般情況下還有24小時-72小時的“潛伏期”，在微博、微信等平台曝光的線索，從爆料到被大范圍傳播，時間差可能隻有幾小時，甚至以分鐘來計。這就要求紙媒人在有限的時間裡發現線索、判斷價值、聯系線索提供者，直到開始實際操作。即便對那些不是在網絡平台首先曝光的線索，比如寄信、打電話到編輯部的線索，也不能按照原有的節奏來判斷和操作。因為，這些線索提供者可能在很短的“等待期”后將線索分享給網絡平台，甚至當編輯打開信件時，這些線索已在某個網絡論壇“潛伏”下來了。

此外，在紙媒記者還在調查採訪新聞事實的過程中，網絡上可能已有了鋪天蓋地的信息。但對於這些信息中的任何要素，傳統紙媒人都不能為了趕時間、趕閱讀率而犯“拿來主義”的錯誤。要知道，在快速和碎片化的傳播中，沖動式的揭黑、膚淺的調查，這些本領已經過時了。因為，你首先調查到的黑幕可能並不完整，首先看到的真相可能恰恰是假象。實踐中，一貫公信力較好、不干出格事兒的媒體容易得到被採訪者的信任，也就更有可能獲得獨家且對呈現新聞事實十分關鍵的信息。而這又反過來有益於媒體公信力。

傳統紙媒人更需要的是有整合專業知識的能力，要有動靜結合的成熟心態，要有一錘定音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