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日本龍谷大學名譽教授卓南生【2】

“我是帶著問題留學日本的”

卓南生解釋說：“我之所以選擇去日本，主要有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在‘哥倫坡計劃’下學過一些日語，我比較感興趣﹔另一方面是中學時代看過魯迅、郭沫若、郁達夫這些有留日背景的作家寫的東西，我對日本這個國家很好奇﹔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當時的青年人對英語世界多少有種抵觸感：為什麼一定要到殖民地宗主國留學？為什麼隻有去英國或者英聯邦國家才能獲得認可？我想走一條別人沒走過的路，去看看一個不同的國家。此外，更重要的是，我堅持認為，在亞洲去看亞洲問題，會與去歐美看亞洲問題的視角有所不同。所以，我決定試一試。”

盡管有父兄師長的勸阻，卓南生還是踏上了東渡日本的求學之路。“我們那時候的年輕人都比較追求夢想，沒有太多從現實去考慮。但是親朋好友的勸阻也給我留下了一個探討問題的起點，那就是：我去日本究竟要看什麼？我想，我要看的，就是它的變與不變。”

在深思熟慮之后，卓南生萌發了他最早的“問題意識”：戰后的日本是不是真的有別於戰前？日本是怎樣看待亞洲的？促使日本國策變與不變的因素究竟是什麼？“這些問題對我的沖擊很大，我就是帶著這些問題留學日本的。並且一到日本，我就培養起了善於觀察的習慣。”

1966年，卓南生成為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新聞系二年級的插班生，他饒有興致地談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我一進早稻田大學被接納為新聞系學生的時候，老師就告訴我，這個系要關門了，你是最后一個學生。等到我本科畢業時，這個學科就真的關閉了。這種現象跟日本的特殊情況有關：日本新聞教育與新聞實務界的關系是比較特殊的，日本的傳媒機構並不指望新聞教育界為其培養人才，而是希望每個進入傳媒機構的新人都是一張白紙，這樣就可以比較容易地將其調教成聽話的‘雇員’。所以，日本的新聞學並不是一般想象的那麼蓬勃發展，在戰前日本的主要大學也一直沒有新聞系。比如東京帝國大學（現為東京大學）就認為新聞學只是一門實用的學科，並沒有深厚的學理，不能登大雅之堂。因此東京帝國大學只是在1929年成立了一個新聞研究室，直到1949年才升格為新聞研究所。它的創建人就是日本現代新聞學研究和新聞教育的奠基人小野秀雄，他也是我老師的老師。”說到這裡，卓南生亦不無自豪。

1969年本科畢業后，卓南生准備繼續攻讀碩士學位，由於早稻田大學新聞系已經關閉，所以隻好轉校。最初，他曾考慮師從記者出身的殿木圭一教授。

“殿木老師是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的教授，他會說一點中文和馬來文，對留學生也非常好。他在戰爭期間曾被日本同盟通信社（共同社前身）派往馬來半島，所以我曾向他表示想要研究有關日本佔領新加坡與馬來半島時期的新聞史，他說那得去打聽是否有足夠的資料。但是一個星期后，殿木老師告訴我這方面的資料已經不存在，建議我換個題目。”

結合殿木老師的反應和一名曾目擊新加坡淪陷的前《朝日新聞》從軍記者，也是早稻田大學新聞系兼職講師酒井寅吉戰后寫的文章，卓南生認為，“要想從與戰前的‘亞洲’及‘戰爭’關系頗深的日本新聞學者口中獲得相關信息，是不可能的”。

幾經輾轉后，卓南生隻好放棄他最初的研究計劃，轉而將視角投向了日本學界因為並不關心所以也不會敏感的中國近代報刊史。當然，他最初的關心點，仍然是放在與新馬關系密切的近代華文報起源史。1970年，他最終進入立教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並且師從以研究“瓦版新聞”而聞名的日本江戶傳播史權威——平井隆太郎教授。也正是在平井老師的引薦下，卓南生有幸兩次拜訪日本新聞學泰斗小野秀雄，並對他日后的研究之路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