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日本龍谷大學名譽教授卓南生【4】

“與日本相比，中國是另外一種學術氣氛”

回憶他與中國新聞史學界的結緣，卓南生說：“1992年，我來北京參加中國新聞史學會的成立大會，會上宣讀了已在日本發表的有關《循環日報》的考究論文，並結識了不少中國新聞史學界的專家和學者。能和這麼多的同行進行交流，對於長期寓居東瀛，在中國報刊史領域踽踽獨行的我來說，感受是十分強烈和新鮮的。”

實際上，卓南生真正投身學界是在1989年，而此前，他一直在為報社撰寫社論和時評。“我從1967年就開始寫通訊稿，算是比較勤奮的自由撰稿人。1973年正式加入報館后，我擔負起了新加坡《星洲日報》的社評工作，並且歷任《星洲日報》社論委員兼執行編輯、《南洋•星洲聯合早報》（簡稱《聯合早報》）社論委員兼東京特派員。”

卓南生繼續回憶，“大概是在1987年夏天，我那時已經接獲香港浸會學院（現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系高級講師的內定聘書，可是報館又准備派我去做東京特派員，考慮到一方面特派員制度是我曾向館方極力建議設立的﹔另一方面，我總覺得，只是寫評論，沒有豐富的採訪經驗就去當新聞學的老師，心裡有點不滿足和不踏實。所以1987年我選擇作為《聯合早報》首名海外特派記者，重返東京”。

卓南生說，一年半后他能進入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任教，成為該研究所的首位外籍教師，還得感謝當時已從東大退休到私立大學任教的內川芳美教授。“有人告訴我，是內川教授極力推薦我到東大任教的，因為80年代以前日本的國立大學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不允許聘請外籍人士，所以我算是一個突破。”當時，不僅《朝日新聞》刊登了卓南生的就職新聞與照片，《讀賣新聞》還在頭版以顯著的版位刊載了有關專訪，卓南生一時成為東京大學“國際化”的象征。

可說到這裡，卓南生卻難掩遺憾，“從1989年到1992年，我在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擔任副教授的三年間，所裡一直都在討論尋找出路的問題。在東京大學弱肉強食的學科博弈中，作為校內的一個小單位——新聞研究所必須求新求變才能生存和發展”。卓南生說：“其實，當時新聞研究所雖然隻有20個人，但它卻是全日本受到高度評價的研究所之一，因為這裡名師薈萃，幾乎每一位老師都是新聞學相關領域的最高權威。可是1992年，新聞研究所改組為社會情報研究所，研究的范圍和視野擴大了，並且將注意力轉向了新媒體與跨學科。2002年，日本教育部認為社會情報研究所十年來成果欠佳，於是就宣布解散了，當年還舉行了閉所儀式。盡管有人認為社會情報研究所的命運歸結於時代的潮流，但也有人認為，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社會情報研究所失去了新聞研究所時期對學科本身的明確定位，失去了研究的主體性。在這一點上，東京大學的經驗也許可以作為中國的前車之鑒。”

“我第一次從新加坡來中國是在80年代后半期，也就是在新加坡與中國建立邦交之后。1989年轉到東大新聞研究所之后我還專程去過上海與復旦大學洽談辦學合作。”卓南生回憶說，“第一次來大陸時，中國剛剛改革開放，覺得很新鮮，畢竟與我們是同一種文化。”1992年，卓南生再次來到北京，參加中國新聞史學會成立大會，當他看到中國有成百人都在搞新聞史的時候非常興奮，“我在日本生活了那麼久，面對的都是日本學者和學生，我寫的中國新聞史基本上也都是給日本人看的，沒有對話的環境，更談不上相互切磋和交流。看到中國新聞學界的盛況，這使得我很想過來”。1994年，卓南生開始在日本京都龍谷大學執教，1998年，他以龍谷大學國際文化學院教授的身份參加了北京大學百年校慶的一次研討會，“這次行程讓我覺得來北大也會很有意思。所以2000年，我利用學術年假，作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客座教授在這裡教了一年書。當時學校安排我住在未名湖畔的‘健齋’專家樓，在那裡留下了美好的回憶。”卓南生欣慰地說道。

“那時候北大學生很想了解世界，我也很想了解北大和中國，所以我們師生之間的關系非常好。當時北大正在籌建新聞學院，在這過程中我也有所參與，包括在《亞洲周刊》《聯合早報》上廣加介紹，也通過老同學、老同事聯系《南華早報》，促成多項合作計劃等等。”談及與北大新聞學院的淵源，卓南生興致盎然，“2005年，我將自己客座教授的關系轉入已經成立了的新聞與傳播學院，2010年我提前從龍谷大學退休，將大部分時間都放在了北大。”

就此，卓南生成為北大新聞學研究會和北大華文傳媒研究中心的核心人物之一。在時任新聞學院副院長，也是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現執行會長程曼麗教授的領導和卓教授的共同主持和推動下，“北大新聞史論師資特訓班”和“北大新聞學茶座”兩項系列學術活動成為中國新聞傳播學界交口稱贊的亮點。

“畢竟我們都是五四運動的受益者，心中還有一份北大情結，我和程曼麗老師有一個共同的夢想，就是將新聞學研究會作為一項事業來發展。我感覺這裡和日本相比，又是另外一種學術氣氛。”卓南生無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