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日本龍谷大學名譽教授卓南生

研究的起點是找准自我定位——訪新加坡旅華學者、北京大學客座教授、日本龍谷大學名譽教授卓南生

許多年前，卓南生曾特別強調自己是一位“來自一度被改名為昭南島的新加坡青年”，這句意味深長的身份表白在他其后幾十年旅日生涯的映襯下顯得耐人尋味。出生於被日軍佔領時期的新加坡，求學於戰后“國論二分”時期的日本，成名於傳達“亞洲心聲”的國際時評，那個當年帶著滿腹疑問負笈東瀛的獅城青年，在執著求索、學以致用的人生旅途中繪就了一幅博學、明辨、善察、慎思的個人畫像。值得一提的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輾轉走上的中國近代報刊史研究之路，又讓卓南生與同根同源的中國結下了更深的淵源。然而，時至今日他在字裡行間對“華僑”“華人”“華裔”的審慎區別，又不由得讓人體察到這位古稀老人的內心深處對政治身份和文化歸屬的敏感與自尊。

從新加坡到日本再到中國，從政論家到記者再到學者，從觀察政界到蜚聲報界再到投身學界，卓南生用“吾道不孤”來紀念他羊腸九曲、櫛風沐雨的追問之路。而陪伴與慰藉他的，除了高山流水的同道知音，更重要的是他對真相、真知、真理的求証精神與敬畏情懷。從就讀命運多舛的南洋大學到力排眾議、選擇不被看好的赴日求學，在談及早年人生轉折的最初心路時，卓南生神思凝重，“我們所處的那個不平凡的時代，你必須在錯綜復雜的社會中，對你的身份認同有自己的定位”。

“我們那個時代經歷了身份認同的掙扎”

“我出生在新加坡，我的父母是20世紀30年代從中國廣東省的潮汕到南洋謀生的，先到泰國，后在新加坡定居。1942年2月15日，日軍攻陷新加坡並且改名為昭南島，我就是在這兩個月之后誕生的。雖然在三年零八個月的日軍佔據時期，我完全沒有什麼記憶，但是小時候，家長嚇唬不聽話的小孩時都會說‘日本兵來了’‘憲兵隊來了’。長大一點后，我從左鄰右舍或長輩們的聊談中，從小學同班同學喪失親人的遭遇中可以肯定，日軍的南侵行為和‘大檢証’的屠殺事實是鐵証如山的。日軍佔據時期是新加坡的一場災難。所以，日本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日本人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日本兵為什麼會來到新加坡，我從小就多少想要了解了。”

“在我成長的五六十年代，新加坡和馬來半島一直是作為一個單元（即馬來亞）來討論的。那時候，東南亞的民族主義可以說是風起雲涌，我們不管走到哪裡都可以看到群眾大會。特別是1955年召開了萬隆會議，那年我十二三歲，正讀小學六年級，但是在學校的課堂裡，同學們已開始關心時事。1957年，馬來亞聯合邦獲得獨立﹔1959年，新加坡獲得自治﹔1963年，馬來西亞成立﹔1965年，新加坡被趕出馬來西亞被迫獨立。我從小學到大學經歷了這樣一個不平凡的時代，所以在那個大背景下，我們這些青年人都很關心政治，因為你不管政治，政治會管你。同時，大家都比較有抱負，都會有一種‘夢’，都有‘理想’——該怎樣為新生的國家做一些事情。”

卓南生說道：“我在新加坡接受的是比較完整的華文教育，小學換過幾所學校，1956年到1958年讀初中，1959年到1961年讀高中。我們學生時代的老師基本上都直接或間接地受過“五四運動”的洗禮，所以像魯迅、巴金、老舍的作品，我在很年輕的時候都看過。中國的近現代歷史和中國文化，雖然教科書中介紹得不多，但基本的脈絡還是有所了解的。我從小就比較傾向文科，對政治、經濟、社會都比較關心，對記者這個行業也非常感興趣。萬隆會議那一年，我的一位老師每天都會給我們講故事，講印尼的蘇加諾總統、印度的尼赫魯總理、緬甸的吳努總統、中國的周恩來總理，我的第一本剪報集就是關於萬隆會議的。”

“我們這一代人，是經歷過身份認同的掙扎、矛盾和心理斗爭的。我出生的時候是日本昭南島市民﹔1945年日本走了，新加坡又變回了英國殖民地﹔1959年新加坡獲得自治而非獨立，因為英國不太放心﹔1963年新加坡作為馬來西亞的成員后，我們又有了馬來西亞的國籍﹔等到1965年新加坡被迫脫離馬來西亞獨立，我們又成了新加坡公民。正是因為這段歷史，我們對華僑、華人、華裔分得很清楚，並且能夠說得很清楚。萬隆會議對我們的沖擊很大，所以初中的時候就有許多同學爭論，你究竟是中國人、是華僑，還是馬來西亞的華人？爭論的結果是更多的人認為自己既生於斯，就應該留下來為新生的國家去奮斗和努力。當時非主流的思潮就是回到自己的祖國——中國，所以我有一些小學和初中同學（為數不多）悄悄地跑到了中國。”

卓南生停頓片刻道：“我為什麼要提到這些呢？——因為在那個年代，經過了二次大戰的洗禮和戰后的反殖民運動，我們擺脫了殖民地的命運，每個人都有了自己的思考，思考自己應該為新的時代、為新生的國家做些什麼。像‘為誰讀書？’‘為何讀書？’這些問題，雖然那時候沒有很明確地提出來，但是大家心裡都在想，都在尋找自己的定位。”

1962年，卓南生進入南洋大學學習政治學，兩年多之后，就走上了留學的道路。但他並沒有選擇當時學位受官方承認的英聯邦國家，而是執意去了日本。卓南生回憶道：“其實我高三時就想過要留學。20世紀60年代初，在‘哥倫坡計劃’(ColomboPlan)的推動下，日本派專家到新加坡來免費講授日語，我高中剛一畢業就被學校推薦去學了幾周的日語課程﹔到了南洋大學后也一直在學日語。后來我申請到日本留學，與這段經歷也有一些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