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電影《趙氏孤兒》看歷史文本的當代呈現【3】

三、人物塑造：從追求崇高到躲避崇高

無論是《史記·趙世家》還是電影《趙氏孤兒》，程嬰這一人物角色都是不可忽略的。而在兩個不同版本中，對於程嬰的塑造截然不同，本文以程嬰為例，探討《史記•趙世家》與電影《趙氏孤兒》對於人物塑造的不同呈現。

著名心理學家弗洛伊德提出，個體人格由三個系統組成：本我，由生而有之的心理本性組成，借助快樂原則產生作用，是非理性的原始人格。自我，是人格的心理組成部分，在自身和環境之間起調節作用。超我，是人格的社會成分，代表著自我控制，與本我相互矛盾。在《史記•趙世家》中，程嬰為了保全趙孤，假意出賣公孫杵臼，忍受著別人的詬罵與誤解，含辛茹苦地將真正的孤兒養大，在孤兒報仇雪恨后自殺而死。可以說《史記》中的程嬰是以理性的自我，控制和壓抑了本我的非理性沖動。

從另一方面來說，在《史記》中程嬰是一位義士，他出身草澤，卻自始至終勇敢地面對嚴酷的政治斗爭，始終銘記身為趙家門客與友人所應當背負的責任。同時，他的所有俠義行為皆出於自願——為報恩而救孤，為救孤而出賣盟友背負著不義之名。因此《史記》中程嬰的所作所為都是追求崇高、追求俠義的壯舉。

然而在電影《趙氏孤兒》中，程嬰人格中的本我意識逐漸佔據上風，自我人格的調節回歸到了對本能的依戀。在電影《趙氏孤兒》中，程嬰的身份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他不再是趙氏的門客，只是一個被意外卷入到事件漩渦中的草澤醫生。這個身份的轉變，使得程嬰的救孤行為完成了一個從俠義高尚到合乎情理的轉變，也讓程嬰這個人物的行為邏輯找到了人性化的支撐。程嬰不再是一個義薄雲天、正氣浩然的忠烈之士，他的每一次抉擇都在對於死亡的恐懼和對人性良心的不舍之間徘徊。

王蒙曾在《躲避崇高》一文中提到，“五四”之后的作家們，往往有一種“救國救民、教育讀者”的責任感，他們永遠要在作品中體現自己崇高的境界，從未想過會有既不贊揚真善美也不鞭笞假惡丑的文章出現。而陳凱歌導演在塑造程嬰這一角色形象時，便拋棄了對於讀者的說教與境界的升華，影片用相當長的時間來表現程嬰在“救孤”“養孤”過程中的各種無奈和情非得已，刻畫和鋪墊其從善良、懦弱到猶豫、掙扎，最后演變成無奈和悲苦的心理變化過程。程嬰救孤的故事不再是人人歌頌、高山仰止的神話，而是一個心存善意的普通人在命運的陰差陽錯中被迫做出的糾結選擇。也正因為如此，程嬰在影片前后部分的行為銜接出現了明顯的轉折，從前半部分的被動決策轉變為后半部分的“計劃復仇”，而這一行為也成為影片后半部分劇情發展的主要動因。

影片與歷史記載之間之所以會出現人物形象塑造上的不同，主要是因為各個歷史時代的價值判斷存在差異。在春秋時期，二元對立的價值觀判斷影響著人們對於一切事物的看法，善與惡之間有著明確的界限與不同。程嬰為救他者忍辱負重，這在當時可被認作是春秋大義，是值得肯定和贊揚的義舉。而在現代社會，隨著后現代主義思潮的興起，一切結構性的理念都被打破，二元對立的價值觀已經開始被多元化的價值觀所取代。從當代眾多的影視作品中都可以一窺這種變化：正派與反派之間界限不再清晰，好人會顯露出貪念和惡意，壞人也會因為心底的一絲善意而拯救他人。因此，現代社會的價值觀判斷直接導致導演在解讀該歷史事件時與歷史文本產生了強烈反差。

近些年來我國還興起了所謂的“底層文學”創作與研究。所謂“底層文學”，是指文學創作在內容題材和情感指向上著重於關注底層民眾，通過朴素的現實主義敘事方式，反映社會轉型中普通人的艱辛與苦難。而影片中程嬰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和“底層文學”的興起密切相關的。正如陳凱歌自己所說：“他（程嬰）就是一個普通人，這樣才符合我們當代的社會特征：平民化。普通百姓為自己的權利而抗爭，為更好的生活而抗爭。”﹝1﹞影片將傳統歷史敘事中程嬰的“高大全”形象拉下神壇，塑造了一個在同命運抗爭的過程中逐漸堅強、逐漸偉大的小人物形象，這是符合現代大眾的審美趣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