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審美公共領域視角看《中國好聲音》的民主價值【2】

一、以“審美公共領域”為分析視角

媒介對受眾的影響一直以來都是傳播學研究的熱點。各種影響中，媒介對政治的影響可謂重中之重。從媒介、市場、政府、社會四者之間的關系來看，媒介既可以是政黨的喉舌、政府的宣傳工具，也可以是完全商業化的，運作以盈利為驅動力。當然，在一定條件下，媒介還可以是公民社會及多元團體的伙伴，扮演獨立於政府的“第四極權力”的角色，起到監督政府與市場、促進民主社會建設的作用。而從傳統的人文視角來看，大眾媒介隻有保持自己獨立於政府和市場的地位，發揮其應有的監督作用，才能對社會的良性發展有所貢獻。對於大眾媒介的這種作用，學者們提出過許多不同的概念，比如“觀點自由市場”“第四極權力”“輿論”等，而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就是其中的一種。所謂“公共領域”是指存在於概念之上的，獨立於人們私人生活空間的“領域”：在這裡，人們就一些他們共同關心的話題展開討論﹔討論的目的是為了讓人們就這些話題達成共識，並且這種共識反映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討論的過程人人平等、公平並且具有充分的言論自由﹔這種討論應該是充滿理性的，要說服別人隻能通過提供更加合理的論証及更加客觀的証據，而不是用暴力或其他手段強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觀點﹔最重要的是，公共領域的討論首要目的是要監督政府、市場及其他社會權威部門，在必要的情況下迫使政府進行改革，修改不合理的法律，以順應廣大民意的變化。因此，一個健康的公共領域必須獨立於政府等權威部門，不能受它們的操縱[3]。

在社會中培育一個良好運作的公共領域，需要媒介客觀公正地給受眾提供充足的信息，從而讓受眾能夠作出理性的判斷。因此，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歷來被認為特別適合於分析與政治密切相關的新聞時事類節目。當然，哈貝馬斯並沒有忽視媒介上的娛樂內容對公共領域造成的影響，他曾高度評價小說在塑造人們的“自省性”和提供與他人日常對話所用素材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哈貝馬斯傾向於強調公共對話中的理性與工具性，所以他對媒介上的娛樂內容整體持批判態度。他在著作中曾談道，當代公共領域不可避免地被來自國家和社會等多方面的力量滲透，參與討論的個人從“有產者”轉變為“工薪者”，人們從原先擁有獨立的自我人格，並且追求有意義的理性討論，變得隻會消費他們的收入和閑暇時間。而大眾媒介通過提供作為純消費品的娛樂內容和虛假的私生活體驗，成功地阻礙了個人參與公共討論。於是，有學者認為當今的媒介是在讓受眾“娛樂至死”。詳細分析這個過程，Putnam認為當代電視使受眾的閑暇時間私人化，從而擠佔了他們參與公共討論的時間[4]﹔Hart則提出電視給觀眾帶來了一種虛假的公共參與體驗，使得人們把觀看行為本身當成了參與政治和公共事件，而實際上不會採取任何行動[5]。

盡管相當一部分學者就娛樂內容對公共領域的影響持負面態度，但近年來學術界也發展了另外一種視角來考察媒介上的娛樂內容與公共領域的關系，這就是“審美公共領域”視角。這種視角認為，媒介隻要能夠使得相互區別的受眾之間產生聯系，使他們就某一個所關心的共同話題展開討論，那麼不論媒介上所展示的內容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都可以發揮培育公共領域的作用。從麥克盧漢的視角來看，媒介作為“人的延伸”本身即是用來探知和理解社會而存在的。Alexander進一步認為，雖然媒介上刊載、播出虛構內容的主要功能是娛樂，但它能夠幫助我們以一種更自由的方式來檢視社會。[6]從文學和符號學的角度來看，大眾文化所蘊含的意義是高度符號化的，人們對它的解讀會摻雜或細微或強烈的情感因素，因此相對於一些普通的事件來說，針對文化產品的討論也許會變得更加激烈並且深入人心。所以，這樣一種“審美的”公共領域（aesthetic public sphere）就是人們通過彼此交換審美體驗、討論文化含義、建構生活意義的過程而建立的。簡而言之，人們在談論一檔娛樂節目時，並不會僅僅局限於談論節目本身，而是就節目內容談論一些由此聯想到的社會問題，從而達到監督權威、促進社會進步的作用。這就是審美公共領域這一視角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