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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審美公共領域視角看《中國好聲音》的民主價值【3】

馬子驕

2014年03月31日10:51    來源:新聞愛好者    手機看新聞

二、以審美公共領域視角看《中國好聲音》

華裔學者Jingsi wu曾以審美公共領域視角分析過《超級女聲》這檔節目[3]。她認為,當時人們在審美公共領域中談論這檔節目時,有一些議題是關於這檔節目在促進中國社會民主化建設中的價值的。首先是這檔節目的運作方式,即通過“全民公投”來決定選手是否出線和最終獲勝。她認為,這種節目的運作方式無疑具有直接的民主啟蒙價值。雖然人們對於這種啟蒙價值是大還是小存在不同的意見,但這種破天荒的舉措無疑為在日常生活中缺乏民主實踐機會的廣大民眾“吹來了一股新風”。其次是節目環節中主要沖突的設置:選手與節目評委的二元對立。因為人們在觀看這檔節目時,傾向於把選手視為“年輕、勇敢、反傳統、自我奮斗”等正面形象的代表,而把評委和節目制作方看成“傳統、權威、精英主義、壓迫”等負面形象的代表。再次是節目的內容,歌手們演唱的是充滿個性的流行音樂,她們都是草根階層,這都為節目增添了去精英化、追求個人奮斗自由及機會平等的民主主義元素。

那麼,如果以同樣的視角來審視《中國好聲音》又會是怎樣的一種情況呢?

首先,全體觀眾參與投票,以民主表決的方式決定選手勝負的做法已經成為歷史。2007年9月21日,原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出台細則,明確表示此類節目“不得採用手機投票、電話投票、網絡投票等任何場外投票方式”[7]。因此,在此時間點之后的所有選秀節目都沒有了全民通過電話、短信投票參與評選這一環節。雖然觀眾投票這一環節並沒有因此退出舞台,但參與投票的觀眾僅限於“場內”,大大降低了投票的代表性及其給人們帶來的真實感。再加上綜藝節目中的場內觀眾從以前主要是普通人參加轉變為招募受過專門訓練、配合節目流程的“專業觀眾”,這種投票其實已經形式化了。而《中國好聲音》邀請99家媒體記者到比賽現場組建“媒體評審團”的做法,我認為是投票形式化的另一種表現方式,它把媒體的意見當作廣大公眾的意見,以此來顯示獲勝選手具有廣泛的民意支持。觀眾及學者對這一舉措褒貶不一,有學者認為媒體評審團的介入反而影響了媒體參與報道這一節目的公平性,而人們反對媒體評審團參與節目的最大原因,是“媒體與媒體人的身份差”[8]。也就是說,參與評審的記者的觀點其實並不能代表其所服務的媒體的觀點,而媒體評審團的觀點也不能代表一個個相互獨立的、具有不同個性的受眾的意見。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好聲音》的這種“媒體評審團”參與節目是存在風險的,一旦媒體評審團的結論與受眾觀點相左,就有可能傷害參與評審的各家媒體的公信力,甚至使受眾對民主投票這一程序失去信心和興趣。

其次,過去節目中選手與評委是二元對立的關系,而在《中國好聲音》中導師與學員之間是一種妥協與合作的關系。該節目中的導師不再像從前節目中的評委那樣與選手之間存在相互對立的關系,因此在這一檔節目裡觀眾看不到導師與學員之間爆發沖突的場面。當然,與在電視上直播互吐毒舌、互相攻訐為賣點的其他節目相比,這檔節目要“健康很多”,國家廣電總局2007年的“限娛令”也同樣規定節目主持人之間“不得相互挖苦、吹捧、調情”[9],但細看其設置的故事模式,就會發現它所鼓吹的是一種向精英階層妥協的價值觀,一條“出門遇貴人”式的成功之路:學員隻有在受到導師的“賞識”,並在導師的帶領之下才能獲得成功。這其實與追求人人平等、自由、機會均等的民主社會價值觀存在沖突。

再次,內容的通俗化。從這一點來看,《中國好聲音》中歌手演唱的歌曲都是流行歌曲,似乎非常“接地氣”。但是從它的賽制來看,相比較沒有參賽門檻的《超級女聲》,《中國好聲音》的參賽選手都是通過高門檻選拔來的,本身就有一定的音樂天賦和實力。盡管節目組給每位選手都“量身定制”了一些勵志故事,但是他們的草根身份很快就遭到了網民的質疑,一些選手被挖出是“選秀專業戶”,這對於節目本身的公信力來說是一個打擊[9]。因此,《中國好聲音》所鼓勵的“個人奮斗”是一些天賦異稟的人的奮斗之路,這個舞台上所實現的夢想其實與普通人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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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趙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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