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學者的文化擔當——訪上海大學新聞理論研究中心主任郝雨

 編者按：上海大學新聞研究中心主要以新聞理論發展、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新聞輿論監督、新聞體制改革及新媒體發展變革等為研究方向。多年來，中心秉承理性、科學的研究理念，開展了大量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活動，使得中心團隊成員在理論素養、專業素養、知識素養、文化素養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擔任中心主任的是多年熱衷於新聞傳播研究的郝雨教授，近幾年，郝教授集中於新媒體時代民族文化傳承的研究，以及中國媒介批評學原創體系建設，新媒體時代人文精神重建與弘揚。同時不斷將研究成果運用到社會實踐當中，並從中獲取新的知識和方法，探尋新的傳播規律。近期，本刊記者有幸採訪了郝雨主任，讓我們一起來感受他作為現代文化學者，所獨具的現世文化擔當與特有的人文情懷。 

郝雨，男，原名郝一民，上海大學影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大學新聞理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趙樹理研究會副會長，文化批評專欄作家。自1987年以來，先后在《現代傳播》、《當代傳播》、《新聞記者》、《今傳媒》及《中國傳媒報告》、《二十一世紀》（香港）、《聯合文學》（台灣）等海內外數十家核心期刊發表新聞傳播學論文百余篇，其中數十篇論文被《新華文摘》、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新聞與傳播研究》等核心期刊轉載﹔出版專著十余部﹔主持教育部、上海市社科項目多項﹔曾獲河北社會科學優秀青年專家提名獎、河北省新聞一等獎、上海市社會科學年會優秀論文獎等獎項。

本刊記者（以下簡稱“記者”）：郝教授您好！很榮幸能採訪到您。我們知道，您原來的專業研究方向是現當代文學，后來轉為新聞傳播研究，請您談談如何實現了這一過渡轉型？

郝雨：很高興接受貴刊的採訪。是的，我原本的專業是現當代文學，我也從事過文藝理論和美學方面的研究。我對現代文學的研究始於我大學畢業以后，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直持續到2000年以后，后來，研究方向轉到新聞傳播。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正值國內的傳學發展興盛期，我沒能親歷和參與這一最活躍階段。但是，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論層面，無論是早期的現當代文學還是后來的新聞傳播，都有其互融共通之處，在我出版的第三本專著《告別世紀》裡，相關文學研究部分就採用了大量諸如符號學、敘事學、精神分析學的西方批評方法。另外，法蘭克福學派、英國文化研究學派、政治經濟學派等一些在傳播學領域廣泛應用的理論，在文學研究中，基本上都有借鑒和應用。所以，我從文學研究轉到新聞研究領域，雖然算是半路出家，但也並非完全另起爐灶。

記者：請您談談您完成學科轉型的最初階段，也就是轉入傳播學理論思想研究的知識遷移過程。

郝雨：其實我轉入傳播學研究的這個過程，也很有意思。起初，我是想把傳播學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帶入現當代文學研究，來借鑒應用的。我發現用傳播學的相關理論來研究現代文學的生態現象、現當代的作家作品，很是奏效。於是，我開始了一個系列化的研究，就是從新文化運動初期到高潮的這十年，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傳播現象。在我早期的專著《中國現代文化的發生與傳播》中，採用了一些傳播學理論，來深入剖析新文化運動的發生、高潮和影響。研究了陳獨秀、梁啟超、魯迅、郭沫若等一代文化先驅，對中國現代文化的開辟以及中國現代傳播思想、研究方法的影響等。此部專著還獲得了上海市圖書展前二十名的最佳圖書入圍獎。

記者：早在2001年，您完全轉入新聞理論教學。請您談談這個時期您所從事的專業理論教材的編寫過程。

郝雨：從2001年起，轉入新聞理論教學，就開始了對新聞理論全面的了解與研究。研究初期，我搜集了大量國內外的理論教材，包括我國80年代最早的甘惜分版人大內部教材等大量基礎教材、文獻，以及學界的最新理論成果，經過兩三年的努力，於2003年正式出版自己的新聞理論教材《新聞學概論》，但就現在看來，其基本的體系框架還是脈承了李良榮、童兵、邵培仁、黃旦等的教材內容，只是稍微做了思路編排的調整與改造。當然，這個教材編寫的過程十分重要，盡量廣泛地收集和研究先行著作的特點、優點，並且在書中一一如實地作了介紹和分析。這本書雖然寫得很匆忙很粗糙，當時還是得到了童兵教授的肯定與支持，他為我寫了書的序言:《以豐富的知識扶持理論創新》。通過這本書的編寫，我不僅對於我國整個新聞理論的研究與教學狀況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而且，也從中認識到了國內專業教材出版的各種窘況，照搬陳舊，缺乏獨立創新，特別是全球化進程及互聯網、新媒體產生與發展，伴隨新媒體的市場化、產業化進程，日益顯現了教材理論與時代的脫節，我越來越意識到，應及時跳出傳統思維框架的禁錮，開始嘗試用新體例來重新編寫教材。因此，出了這本書，並在幾輪的課堂教學實踐中使用過后，我又開始著手一部更加具有探索性的教材編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