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型記者在報媒核心競爭力形成中的作用【2】

二、史家型記者的特質與養成

仔細研究一些報媒，會發現轉載率及人際口頭轉播率相對較高的一些文章，經常出自一至數位記者。進一步研究還會發現，被人們記住名字的記者，並不是那些見報頻率較高的要聞記者，也不是那些經常採寫情色凶殺等所謂強刺激性新聞的記者，而是那些見報頻率並不高、所寫的內容並不熱門，但文章具有獨家性、可讀性且有一定思想高度的記者。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在報媒之間及報媒與新興媒體競爭極其慘烈的情況下，一般性的新聞已很難做到獨家性，要生產出與其他媒體不相同的獨家報道，完全仰仗於記者的思想、理論、知識和研究能力高度。二是今日報紙最忠實的讀者有兩類：一為長期養成閱報習慣的中老年人﹔二為擁有較高文化程度的白領，特別是教師、文史工作者、公務員。此類報道與這兩類忠實讀者的閱讀品位、接受習慣和工作、生活某些核心需求相契合。三是在新聞同質化日趨嚴重的情況下，獨家報道閱讀量和轉載率自然較大。

能寫出擁有一定思想高度，且具存史價值的獨家新聞的記者，即“史家型記者”。史家型記者具有四大特質：史德、史學、史識、史才。

（一）史德——具備較高的道德修養和對歷史高度負責的精神

清代著名歷史學家章學誠在《文史通譯》中曾對“史德”有過精辟闡述，史德即“著書者之心術”[4]。集“言論界之驕子”和“才學識兼長和影響最為廣泛的現代史林泰斗”[5]於一身的梁啟超認為，史德除了“心術端正”和對於過去“毫不偏私，善惡褒貶，務求公正”外，還需“忠實”，也就是“對於所敘述的史跡採客觀的態度，不絲毫參以自己的意見”[6]575。他還列舉了做史有悖於忠實最常犯的毛病：夸大、附會、武斷，甚至在史料不足時“不得不用推敲”之法。章太炎也強調記者必備良史品德，否則“復有與穢史同跡者，則貽害於國滋大”[2]42。

史德是史家型記者最鮮明的特質。中國近代杰出的理論家、思想家、教育家鄭觀應，對記者史德做出這樣闡述：“執筆者尤須毫無私曲，暗托者則婉謝之，納賄者則峻拒之，胸中不染一塵，惟澄觀天下之得失，自抒偉論。”[7]“中國新聞記者之父”王韜認為，記者，特別是主筆“其立論一秉公平，其居心務期誠正”。如果記者借報紙“夾私訐人，自快其忿，則品斯下矣，士君子當擯之而不齒”[8]。由此可見，在新聞倫理觀上，鴻儒們都十分強調史官之德對新聞記者的重要性。因為隻有具備了史德，才能以對歷史高度負責的精神，忠於事實，議論公正，有自己獨立的見解和主張，才能寫出經得起歷史檢驗、讀者挑刺的“非易碎品”，使文章具有較高的存史價值。

（二）史學——擁有豐厚的知識儲備和較高的史學素養

史學，在“史家四長”中居二，指的是擁有歷史學知識和學習能力。對於史家型記者來說，除了要具備豐富的知識儲備外，還需要有較高的史學素養。

知識是編織新聞感覺神經網絡的基礎材料，是新聞價值判斷力、挖掘力和展現力的前提。知識越豐富，記者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就會越全面、越深刻，一旦發現新聞，就能立刻啟動知識儲備，將新聞與已形成的對整個世界的認識作對比，從中判斷新聞的價值所在。

記者的知識既要博又要專。“博”指的是熟知各種常識和學習知識的能力，“專”指的是對某一領域的熟知度及研究能力。史家型記者常常本身就是某一領域業界公認的專家、學者。梁啟超在論及史學時曾言：“單有常識沒有專長，不能深入淺出﹔單有專長常識不足，不能觸類旁通。”[9]現實中我們經常發現，有些記者寫的史學類稿件常常出現常識性錯誤，如錯把后唐當大唐，出現“關公戰秦瓊”式錯誤，成為笑柄﹔再如在當下的學校招生報道中，有些記者連招生常用術語都不懂，解釋招生政策錯誤百出，貽害大眾。這些錯誤有的是因“常識不足”所致，有的則是被“沒有專長”所害。史家型記者要求的是“專”與“博”的和諧統一。

如果說知識儲備決定著史家型記者的技術高度，那麼史學素養則決定著記者認識的高度。史學素養的核心是歷史意識。歷史意識不僅要求記者必須把不同或相關的事物聯系起來考慮，而且要求記者必須在現實的基礎上充分揭示出這種聯系的空間縱深性和時間的綿延性，在一定的歷史框架內來觀察、理解、評價自己的採訪對象和內容，走出“人雲亦雲”的怪圈，寫出獨特的新聞，使所服務的媒體走出“同位競爭”的低層次循環。因此，新聞記者的新聞觀，往往是他自己的歷史觀的一種現實表現和直接作用。